[本篇论文由上帝论文网为您收集整理，上帝论文网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
罪刑法定原则的再诠释
　　——兼论李宁“组织卖淫罪”案
　　
　　（丽水学院政史系，浙江丽水，323000）
　　
　　摘要：李宁因“组织卖淫罪”一案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而尘埃落定，但是因该案所引发的法律思考却没能平息。以本案为切入点阐述刑法之罪刑法定原则和以罪刑法定原则为视角分析李宁案，将会对罪刑法定原则和李宁“组织卖淫罪”是否构成问题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进而引发人们对刑法基本原则乃至中国法治化进程现实处遇的深刻反思。
　　关键词：组织卖淫罪；罪刑法定；犯罪主体
　　
　　没有一个组织卖淫罪案会有江苏省南京市李宁案那样备受社会关注和引发众多争议。2003年初，李宁在南京开了一个名为“正麒”的演艺吧。利用它作掩护，招募众多“公关先生”，让他们向男同性恋者提供有偿陪侍服务，包括陪客人喝酒、聊天，陪客人出台吃宵夜以及开房间睡觉、提供性服务等。李宁从中抽头，生意做得非常红火。后来经人告发，李宁等人于同年8月归案。公安机关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等，将他们刑事拘留，并向检察机关提请批捕。检察机关经过研究后，认定刑法对组织同性卖淫行为没有明确界定，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李宁等人的行为并不构成组织卖淫等罪，应当无罪释放。公安机关按照法律规定不得已将李宁等人释放的同时，向检察院申请复议，结果仍然维持原决定。鉴于案件的特殊性，两机关分别向各自的上级做了汇报。江苏省政法委为此召集省级政法部门召开案件研讨会。政法委有关负责人认为，李宁等人的行为已造成较为严重的社会危害，符合犯罪的基本特征，会议决定立刻由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接到请示后随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了汇报。2003年10月下旬，人大常委会下属专业委员会听取案件汇报后，作出口头答复：“组织男青年向同性卖淫，比照组织卖淫罪定罪量刑。”2004年2月17日下午，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李宁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罚金人民币6万元；李宁违法所得1500元予以追缴。
　　组织男性为同性提供有偿性服务从而构成组织卖淫罪，本案并非共和国史上的第一案。就在2003年7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已对一起组织同性卖淫案进行审理，结果被告人因组织他人卖淫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2004年1月12日，上海一审宣判一例介绍男性卖淫案，被告人被判刑一年；去年底，吉林省长春市也破获了一起相类似的组织卖淫案。为什么该案会引起如此广泛的社会关注并引发如此激烈的争议，并随着司法程度的推进，其争议也由最初的事实层面之争（即同性之间性交易构不构成卖淫）进而上升到制度层面之争（即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前提下同性“卖淫”能不能定罪）呢？虽然本案已经宣判，但对其进行深入的法理探讨，让我们更加正确理解组织卖淫罪的犯罪构成，进而科学理解和正确把握刑法中“罪刑法定”基本原则，以及进一步甑别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李宁案之所以成为焦点和构成组织卖淫罪的几个因素
　　不可否认，李宁案确实存在着与普通组织卖淫案不同的诸多特别之处或者称之为特别因素。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一方面使本案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又使本案在几经周折之后，如大多数人所愿地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第358条规定的组织卖淫罪，这种严重背离传统道德并被认为存在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终于受到法律的严惩。
　　1、同性性交易行为。这是本案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李宁案构成组织卖淫罪引发争议的重要因素之一。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对传统的公众价值观念带来很大冲击，许多有别于传统道德的“非道德”价值观不断得到人们的认同和接受，其中就包括性观念和性取向。但是，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主流方式的性取向，同性恋现象却并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普遍认同，在世界各国都处于一种非主流的地位，同性恋群体也就被社会学家称之为有别于主流群体的“亚群体”或“亚文化群体”。在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思想主治之下的中国社会，同性恋现象更是难以走向公开化和合法化，一旦发生这类有背于传统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的行为，就必然地遭受道德的否定评价。本案的关键还不仅仅在于存在同性恋行为，更主要的是组织者利用同性恋者的需要，组织一些并非是同性恋者的“公关先生”为同性恋者提供性服务从中获得利益。这与一般的同性恋不可同日而语，本质上是以此为载体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社会公众心理更加难以接受，社会危害性也就客观存在了。在司法机关介入此事的情况下，这种行为自然也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尽管同性恋者的行为被传统道德所不齿，但是，作为公民来讲，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受到法律公正、平等的保护。对本案中的组织者李宁及参与本案的“公关先生”和其他同性恋者如何处置，这也就成为司法机关和社会公众都非常敏感的问题。作为司法机关来讲，它要考虑的是法律对这类行为的具体规定，依法处置。同时，由于我国的司法主流价值观是追求“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对社会公众和传播媒体的价值倾向也就不能不加以考虑，当法律具体规定与社会效果发生冲突或者不太一致时，司法机关内部的争议也就不可避免。本案在处理过程中所出现的“抓抓放放”及上报请示现象足以说明司法机关内部争议的客观存在和激烈程度，同时也说明了司法机关对社会公众心理及影响力的关注程度。最后，在最高立法机关有关部门的直接过问和口头答复之下，认定同性性交易行为属于“卖淫”性质，李宁的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在法律适用上，终于给类似行为的性质和类似案件的犯罪定性划上了句号。然而，该案的判决并没有终止争议，反而让学者们对我国刑事法律制度包括司法制度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2、程序上的个案请示做法。下级法院就某一个个案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法院又将该案向最高立法机关汇报，而最高立法机关的相关部门竟就该案作出司法化式的专门答复，这种做法在充分说明该案在处理上的极度慎重之外，却在刑事制度程序上给学者们留下了太多可以反思的东西。这是该案在法律共同体内引发密切关注的最大因素，也是对《立法法》以及对《刑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更具挑战性的法制行为之一。一直以来，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个案因其在程序上的非正当性而被许多学者所诟。他们认为，个案请示制度一是变相剥夺了被告人的上诉权，二是破坏了上下级法院的独立性，三是违背了法官审理案件的亲历性要求。更加引发学者们忧虑的是，个案请示最后竟请示到最高立法机关，就李宁案为例，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请示处理意见，“人大常委会下属专业委员会听取案件汇报后，作出口头答复：组织男青年向同性卖淫，比照组织卖淫罪定罪量刑。”[《人民法院报》2月7日]立法机关不自觉地开始行使司法权。这就使得本案在成为事实层面的热点同时，进一步上升为制度层面的热点。
　　3、司法解释的规定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组织同性进行性交易行为[本文一直称李宁案当中的同性性行为为“性交易行为”而不称为“同性卖淫”，就在于笔者不同意这两者是相同的]之所以构成组织卖淫罪，确实可以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当中找到依据。一方面，《刑法》第358条的组织卖淫罪并没有规定卖淫的主体就是女性，另一方面，1992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中，第九条第一项规定：组织、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