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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昌邑市人民医院郝亚东
　　
　　　　摘要：中国法医学鉴定体制重建于1980年，经过二十年的司法实践证明该体制已不符合现代中国法制的需要，本文论述了现行体制存在的弊端，并提出建立新型体制模式的初步构想。
　　　　关键词：法医鉴定体制法医鉴定结论
　　
　　法医学鉴定是依据法医学专门知识，对与尸体、活体以及与人体上的各种物质有关的问题进行医学分析、鉴别和判断，从而取得死亡原因、伤害程度、凶器种类、血型分析等结论性意见，它在诉讼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查明案件事实，分清案件性质的重要根据，同时又是鉴别案内其他证据是否真实的重要手段，在某些案件中，法医学鉴定结论作为一种证据材料，有着举重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法医学鉴定体制不够完善，在鉴定的复核程序等许多方面没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使得法医鉴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可变性，不同鉴定人往往会在同一问题上提出针锋相对的鉴定意见，这样在诉讼中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法医学鉴定结论作为最应具有科学性的证据材料，经常会成为当事人提出质疑最多的证据材料。
　　法医学鉴定结论是通过采用一系列科学手段和科学方法进行严密的科学活动的结果，具有科学性，同时它又是一种法定证据材料，这种证据材料只有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进行审查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医学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与法定性，决定了法医学鉴定体制的建立，必须满足其以上这两方面的要求，即鉴定体制必须有助于达到鉴定结论的科学目标，同时鉴定结论又必须接受法律程序的严格检验，以确定其是否具有严谨的科学性，能否可被接纳为证据，从而在案件审理中得以采用。
　　我国法医学鉴定体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法医学鉴定体制建立于1980年，由于当时我国的法制建设尚处初创阶段，因此未能就法医学鉴定体制的组建进行严格的科学论证，只是依据公、检、法三机关“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原则，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内部都建立了相应的法医鉴定机构，但由于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仅仅依据抽象的制约监督原则，在实践中这种体制难以满足法医鉴定结论的法律要求，同时由于当时我国法医学专门人才较少，故这种体制也不能满足法医学鉴定结论的科学性要求，经过二十年的发展，我国法医鉴定队伍日益壮大，但由于现行体制的制约，法医学鉴定队伍的人才优势无从发挥，难以充分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与法律上的要求，随着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现行法医学鉴定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甚至已严重阻碍了司法工作和司法改革，简要概括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法院法医鉴定职能的存在难以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与其法律上的要求。
　　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应当始终保持完全中立的公正的立场，在形式上不能受雇于当事人一方或另一方，即原则上要求法院不能具有任何的偏向性，而法院法医则不同，其在对外开展业务活动时，依一定的标准的收取鉴定费用，此时法医是受一方当事人的委托从事鉴定活动，虽然法律对法医学鉴定的要求是其应具有科学性、公正性和中立性，但法医鉴定活动具有社会性质，它是面向社会提供法医学鉴定服务的实验性机构。单纯从形式而言，法医是受一方当事人的委托从事鉴定活动的，它收取当事人的检验费用，为当事人提供服务，因此其具有偏向性，这种偏向性与法律对鉴定活动的中立性要求是并存的，这二者之间的矛盾通过鉴定人自身的主观意志来进行调和，即鉴定人依靠自身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对科学认真负责的态度进行公正、中立的鉴定活动，但这种在形式上的偏向性存在是无可置疑的。
　　由于法院法医与法院之间的特殊关系，使得法院法医在诉讼中具有了双重身份，他既是法院的下属机构，为法院提供法医学鉴定方面的咨询活动，同时又为当事人所委托提供鉴定服务，客观上为该方当事人的证人，法院法医在诉讼中的这种双重身份无疑将改变法院的根本性质，改变法院作为案件审判者应具有的中立、公正的性质。法院指定当事人委托本院法医进行法医学鉴定的同时又就有关鉴定问题向本院法医咨询，这种“自鉴自审”的方式难免使法医学鉴定结论的公正性与客观性受到怀疑。在司法实践中，受案法院作为涉讼的法医的上级，不可能毫无偏私的审查鉴定结论，特别是在有数份不同鉴定结论的情况下，只要其中的鉴定结论之一出自本法院的法医之手，受案法院就会偏袒自己的法医所作出的鉴定结论，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其原因与法院法医与法院间的特殊关系是不可分的。为维护本法院的权威性，本院法医的鉴定权威性及为了照顾自己(受案法官)与承办鉴定事务的法医本人间的同事关系，一些法官往往不经辩论和质证程序而直接采纳本法院法医的鉴定结论，这种外在的偏私形式显然不符合法医学鉴定结论的法律要求，而且由于其没有经过法庭辩论程序的严格考验，鉴定结论的科学性目标也是同样难以得到实现的。
　　二、现行法律对法医学鉴定人的资格及权利义务等无明确规定，难以保证法医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与公正性。
　　对法医学鉴定人资格的审查确定，应当有一定的标准，而我国法医学鉴定制度并未对此做出相应的明确规定，由于我国法医学鉴定机构设置混乱，各法医鉴定机构自定准入条件，各机构人员自由出入，在个案审判时法官随意指定鉴定人，没有做到法医学鉴定人的专业化、行业化管理。
　　作为法医学鉴定主体的鉴定人，主导着鉴定的整个过程，其知识结构和业务水平直接影响着法医鉴定结论的质量。法医鉴定工作本身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由于我国目前尚无较完善的鉴定人资格认证制度，在具体的法医学鉴定活动中，鉴定人的指定、选择无明确的标准，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在组织鉴定时很难保证相当难度的鉴定由相应职级资格的人员进行，这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了法医学鉴定的质量，同时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医学鉴定人资格认证制度，司法机关办案人员和诉讼当事人对鉴定人的资格、能力、业务水平等方面的监督无从实现，使诉讼过程“举证、质证、认证”时控辩双方及法官都处于一种无奈的境地，只有多次委托鉴定，这无形中增加了国家和当事人人力、财力的浪费。
　　现在我国法医学鉴定人的来源主要是高等医科学校毕业的学生，这些人走出校门即来到单位从事法医鉴定工作，由于学校专业课程设置不尽合理，加之未建立鉴定人资格认证制度和完善的毕业后的继续教育、进修和培训制度，法医鉴定人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无从保证，没有相应的错案医院制度，缺乏激励机制，而法医学学科的发展更新速度又很快，因此法医学鉴定人的专业知识结构先天不足同时又老化很快，常常不能适应鉴定工作的需要。同时由于鉴定人的单纯医学学科出身导致其法学方面的知识严重不足，而法医鉴定存在的前提和目的就是为执行法律法规服务，在鉴定时难以区分清楚每一鉴定案件涉及的法律法规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和犯罪、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不能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必然常常会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范性要求，造成鉴定的失误。
　　三、我国法医鉴定管理机制严重缺位，不能保证鉴定结论法律公正性和科学性目标的实现。
　　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指导、管理法医鉴定工作的职能一直没有明确的归属，由此导致法医学鉴定机构多系统多层次设置，管理隶属关系不顺，目前实践中拥有法医鉴定权的机构主要有以下四类：
　　1.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各自设立的法医鉴定机构。
　　2.高等法学院校、高等医学院校及某些科研机构内部设立的法医学鉴定机构。
　　3.司法行政机关设立的法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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