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去一个人把钱带去都可以，计生办主要想要钱罢了。村民们说："小分队穷了，人家都不超生了，罚不了钱了，又生个要钱办法。"

　　这一转变是很有意思的，这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小分队里除了个别的领导完成任务能提级升官，其他成员一般是没有这个奢望的，多吃点和多捞点钱物对他们来说是最现实的。

　　所以现在出现了不让超生与找人超生这样的现象。譬如，搞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员找村民办二胎准生证。要是按文件规定，陈村几乎没有一户是完全符合生二胎条件再办二胎准生证的。

　　办证过程是中间人员和负责办证人员谋利的好机会。继续博弈下去，就将产生一种动态的平衡，二胎还是可以生的，只要没有环境的大变化，甚至只要有关负责人在表面上可以摆脱责任（一般他们会睁只眼闭只眼），以打游击的方式生第三胎都有可能，邻村就在2000年打游击超生一个。超生了就要被罚钱，罚的钱多了搞计划生育的人员才有更多的利可图。但目前来看，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使生三胎很困难。因此，村民生二胎为主的弹性动态平衡是可能继续下去的，除非某些力量有什么大的变动。实际上，没明文规定，私下里每个小分队员每年都有规定的上缴罚款数，坐队计划生育管理员每年要上缴乡里1万元，完不成任务辞职，并且不发工资和奖金。如果没有超生户了，他们怎么办？这样的状况使弹性平衡更容易形成。

　　以上是陈村计划生育博弈过程中产生的四个转变。这四个转变有力地显示出在博弈过程中，各方争取各自利益的策略和后果。它们之间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这一系列后果并不都是决策者最初的意愿，有些就属于"控制辩证法"带来的"意外后果"（吉登斯，1998b ）。在这一过程中，小分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他们的历史使命似乎已告一个段落，当我调查的时候，有人（比如村支部书记）认为小分队解散了；但大部分人（包括另一个村的支部书记）认为没有解散；在计划生育办公室这个小分队的老家"，小分队"的一个成员告诉我，现在的指导站（所）就是小分队，但已不用小分队的名称，只是实际上执行着当年小分队的某些功能，比如，突击检查，下乡罚款等。

五、结论与讨论

　　（一）双线运作与游戏规则：一个秩序化的障碍及其克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基层社会运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双线运作。不管是上级让下级办的事还是下级有求于上级的事情，都是双线运作的。"双线运作社会"是对基层社会的一个富有洞察力的分析性概念。这是乡土社会里法与实施法的环境脱节的事实造成的，虽然不合法但从执行实践效果的某些方面看又是合情合理的。这就成了非正式运作路线。而且，如前面所讲，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做的事有非法的也有合法的）与利用如上访①「我们的信息（比如上访）是逐级进行的，也有越级，但都在一个系统之内，各级官员的信息过滤和扣压是惊人的。

　　通过上访（包括走访和信访）解决问题之难，可参见应星、晋军《集体上访的"问题化"过程》（2000）。」之类的合法途径比较，走前一条路更好。所以人们从日常社会实践中总结了这样一条经验"，学会拉关系，学会靠关系".总之，这是个双线运作的社会：一条是明线，即官方的，合法的，公开的，但往往官僚化，多障碍，低效率，甚至根本就走不通；一条是暗线，即民间的，非法的，私下的，却往往效率极高。它有时是在法治渠道代价高甚至根本走不通情况下作出的选择；有时是某些人或部门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作为。两条线在基层常常相互纠缠在一起。

　　孔飞力说："伴随规则而来的是可预期性和标准化"（孔飞力，1999：250），也即是秩序化。但是，双线运作社会，而且非正式程序的（并非完全都违法）暗线尤为起作用的事实降低了"可预期性和标准化".从此种意义上看，双线运作正是社会秩序化的一个障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暗线运作的不稳定并且较低的可预测性。所以，我们还是要靠制度建设，这恐怕没有异议。制定并共同遵守具有较长期稳定性的游戏规则是制约专制权力和克服"可预见性与标准化程度较低"的暗线运作的一剂良方。就稳定性方面看，丁学良（2000）曾画出了一个关于"稳定性、可预期性的程度"的示意图表。图表显示，从宪法、法律、行政、政策条例到指示、意见，其可预测性和稳定性依次减低。而目前大部分的社会管理都是在意见和政策的跨度内展开的，随意性强。所以，要依法而治，通过法治控制随意性。但这又要求必须保证上下沟通渠道畅通，这是信息通道的保证，否则等于白谈。②「我想引用"晏氏转型"的故事来说明信息渠道的重要性。晏子奉命治理东阿，百姓安居乐业时晏子却受到齐景公的指责，晏子遂转变政策，闹得民不聊生反而受到表扬。问题就出在信息渠道上，即便百姓利益受损，只要利益分配方式有利于控制信息渠道的权贵集团，传上去的就是好话，反之则是坏话。因此，事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筛选者的偏好（见甘琦、吴思，2000）。」

　　人们容易明白上面这些道理，但实际上如何达到法定规则的有效性，如何使法规得到有效的执行仍然是个令人头疼的大问题。

　　（二）秩序演变的形态

　　由于法定规则的有效性和实际执行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暗线运作的规则几乎无孔不入地破坏或取代明线运作的法定规则。秩序③「"我们中国人对'秩序'的理解是比较简单的，通常是指社会治安、街道上的状况之类。英文中的'秩序'（order ）的含义则深厚得多，强调的是结构化的政治和社会关系（structural relations in politics and society）"（丁学良，2000）。本文对"秩序"的使用是基于后者意义上的。」是通过一种看似非理性的纷乱无序，而微观上又是各种力量争取自身利益的博弈而产生的。就陈村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所经过的无序到有序的规范化过程来看，这些在宏观环境中的微观利益博弈现象体现了利益在让步和妥协中得到制衡的过程。在陈村计划生育执行过程中实际遵从的运作模式是与国家（或说上级）抓的松紧直接相关的。从其发展史可以看出，在基本政策不变的情况下，村民和乡村两级干部三个阶层之间及各阶层内部的博弈造成了计划生育的现状。

　　他们之间的冲突以及对这种冲突的容忍也是秩序化的一个必然过程，因为"冲突在一个团体经常发生有助于现存的规范获得新生；或者推动新规范的产生。在这种意义上说，社会冲突是一个调整规范适合新环境的机制"（科塞，1989：137）。"地方政府与农民各自的行动边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完全由各种法规条文所决定的，而是在双方的互动中不断伸缩回旋着的，就好像两个正在推手的武师的手掌那样"（应星、晋军，2000）。因此，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秩序演变的形态：计划生育游戏规则在利益博弈中达成并在实施中形成制度；同时，基本政策等外部刺激因素相对稳定，则秩序逐步形成，但依然是动态的。

参考文献：

　　边燕杰，2000《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问题与方法：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稿。

　　丁学良，2000《转型社会的法与秩序：俄罗斯现象》，载《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2.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甘琦、吴思，2000《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万历十五年〉没有点透》，载《南方周末》12月7日。

　　郭正林，1996《公共政策的文化分析——以中国农村计划生育政策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春季卷，总第14期。

　　黄仁宇，1997《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三联书店。

　　——，2001《关系千万重》，三联书店。

　　赫伯特·西蒙，1989《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杨砾、徐立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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