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通知计生户是做手术还是超生罚多少款等事情，如果按通知做了，没问题。否则，小分队随时可能出现，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甚至凌晨时分。抓该引、流产或该结扎的孕妇，抓不着本人就抓她们的父母等亲人，家人就得拿钱去把人赎回。抓不着人就拿东西，牵猪牵羊挖粮食抱电视，只要能卖钱的都拿。如果家里没有人，他们就砸开门。

　　扒房子的也有。小分队成立之初的几年，孕妇们几乎不敢赶会上街、抛头露面，因为随时有可能被抓，抓住了麻烦就大了。即使怀的是头胎，小分队并不知道，被抓住了也不大好。小分队是群体出动，人多力量大，也分散了责任，干起来放得开。当然，常规时候要跟个村干部，一般是支部书记。计划生育执行功能从村转到乡，是实践中摸索的结果，也是村民、村干部和乡政府之间博弈的结果。但其中一个后果是村政逐渐在功能弱化中衰退。

　　（二）从株连到违规者自负其责：走向秩序化

　　连坐制古已有之，在陈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中再次出现。它没有形成书面文件和政策，但出现在实际的技术性操作中。株连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慢慢盛行起来，大约1996年时为最烈。1995年，陈村所在的XH乡在地区级计划生育检查时挂了黄牌，到1996年乡领导班子换届，县委派W 任乡党委书记，最大的任务就是摘去这面黄牌。其实，1993年时的连坐已很厉害了，因CDS 生第二胎被罚，小分队把半个庄子村民的牛都给牵走了。但是为什么要弄邻居家的东西呢，人家又没有在受罚范围内？理由是他们不协助计划生育执行者的工作而是帮助那些超生户。确实"，传宗接代"是每户的头等大事，一点马虎不得。村民自然形成统一战线，对付共同的对手。

　　因为以上原因，从执行人员角度来看，自然村民都是"对头"了。同时也主要是为了给超生户造成压力，并不是要树敌太多。但从宪法和法律的角度来说，株连邻居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所以就有村民不断上访。当然村民在执行的过程中也有抵抗，但在小分队面前往往显得力量单薄。株连亲邻的方式造成人心惶惶，既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也使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强，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社会是一张网，纵横相连，一些官员的亲人也难免受到冲击。

　　所以，这种方式是注定要收敛的。到了1998年，陈村一带就开始扭转这种执行方式了。1999年和2000年，按上级的精神，不准搞株连，不准牵牛牵羊弄东西，更不准扒房子等，责任由违规者自己承担；如果真流动在外找不到，就找男方的父母，不再扩及他人。并且逐步实行由乡成立的法律事务所对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当然这种规定是根据上级文件政策和地方特色制定的）者惩罚，由事务所向县法院起诉，由县法院依法执行。这是一个大的转变。然而对所谓"不合法"的暴力强制执行方式村民认为也是"合理的"，他们说，在这种乡村里不这样做又怎么做呢？近两年情况好转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一方面执行人员受上级规定的几不准的约束；另一方面实际上很少有超生的新户，超生的老户一般都有了清单卡，即使没交清的也因为吓破了胆，来要就尽力地给，不必要暴力强制了。但有些时候还是会发生的，所以"暴力强制"近期还不会完全消失。

　　（三）从规定"指标"到建立"台帐"：数字管理的引入

　　原来的规定是按各村人数来分配指标。比如，陈村有300多人，一年要完成3个妇女结扎任务。上世纪80年代常是这样给各村分派任务。因为乡级政府了解下情是通过村干部，往往情况不实，所以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下指标。但这中间就有问题产生了：如果该村当年没有这么多符合结扎条件的呢？于是为了完成任务，就让村民中沾计划生育边的都掏点名义上是罚款的钱，村干部拿这个钱到县里买指标，买张结扎证书交到乡里就算完成了任务。

　　如果够结扎的人数多，当然先哄着他们去结扎，不去再罚钱，总之要想办法完成指标。如果某个村民有本事，有路子，可以假结扎，弄张结扎证明交上去就可以了，只要没有人告。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人告的。罚款也有指标，某村某年要上缴计划生育罚款费多少多少元。总之，那时候的针对性较差，求实性较低，马马虎虎就混过去了。所以到80年代中后期超生的人数很多。

　　小分队建立后，开始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小分队开始到村里逐家搜查，掌握情况。现在这种查底方式依然在用着，只是突击性的检查少了。但是，在上级检查团到来之前，村干部会安排村民，该藏的藏，不该说的别多嘴。为少有麻烦起见，人们尽量做的周全些。

　　1996年到1997年间，逐步引入了"数字管理"——建立起了台帐。台帐是指由计划生育管理和执行人员建立的详细的人口统计簿，为此，他们逐家逐户进行登记，把已婚到49周岁的育龄妇女情况、生育孩子数、是否手术，超生的是否缴清罚款，每月人口的增减、结婚几对等逐一登记在册。每村都有一本台帐，而后就按照台帐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由于每月都可能有新婚、新生、死亡、外流人口，所以由村计划生育专干协同包村的乡计划生育指导所（即原来的小分队）派来的计生管理员，每月统计出来签上两者的名字并加盖村公章于当月的25号交上去，一式三份，一份上交县计生委，一份交给乡计生办，村里自留一份。台帐的建立使监督和管理更加严格、方便。正如吉登斯（1998a ）所认为的，现代民族-国家是国家与社会高度融合的，其动因之一就是"以信息储存和行政网络为手段的人身监视力（surveillance）"的发展。乡村干部按照台帐的材料，通知计划生育户该做什么，比如单月孕检、双月学习、换准生证等；而且罚款也有了数目依据；省级和乡级的有关条例，每个计划生育户都有；同时，村民也有了开收据的意识，缴多少钱，得有个字据，以后遇到麻烦可以有个证明。可是，尽管有了台帐，说不定何时上级检查团还是会来寻找漏洞的。

　　从规定指标到建立台帐，乡级管理人员试图绕开村干部把触角直接伸向最基层的农村，在技术上是一大进步。台帐的建立使单月孕检等活动开始迈向有序化，制度化。

　　（四）从紧收到轻放：弹性动态的产生和持续的原因

　　现在来看由前几个转变带来的后果之一：小分队由向外抽款到向内拨款，由富变穷及可能的继续博弈。抓计划生育工作的人以前被认为是很富的，有人送礼，有的罚款可以据为己有，在登峰造极的几年里，小分队所到之处一车一车地拉走东西。小分队人员的工资收入就从这些罚款中来，明面上的工资很低，据说每月200来元，但实际的"收入"不少，还会对外说发不起工资。当时的计划生育是乡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

　　罚款数目是很不稳定的，省里和县里都有文件，但实际上很难严格按这些文件执行，不论是村干部还是小分队，用各种方法，能罚到手多少是多少。每次逢计划生育运动，有超生小孩的家庭都习惯了被罚，小孩十几岁了也是让你拿你就得拿，村里干部会哄村民说"，先拿一点过去这个关，实在不行，就给你开个村里的清单".但是，下次又到罚款运动了，还会罚，理由是"，咱的清单是村里开的，乡里的要求高，咱也没办法".同样，乡里的清单也管不住县里的，依次类推，所以，村民一度在这方面很不信任政府。

　　1999年，陈村所有12岁以下的超生孩都要再次被罚款。几年甚至十几年超生户也别想安宁。所以抓计划生育的小分队是可以发财的，而且每年为乡财政作出了大贡献。

　　但是近两年，小分队变穷了。2000年县里开三级会议，要求各乡为计划生育拨出专款，保证计生工作顺利进行。小分队由向外抽钱变成需要向内拨钱。从下面的事例也可以看出这一点。2000年11月份到2001年元月份，计生办向各村发出通知，春节前全乡育龄妇女都要带10元钱到计生办进行检查。

　　而实际上，村民交了钱什么也没检查就回来了。她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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