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因此，在日常情况下，保持社会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压力，从而保证公共领域的正常运行，只有依赖于社会舆论了。尽管中国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尚受到诸多的限制，但在现代传媒的技术支持下，任何力量对舆论产生和传播的限制都已经愈显困难。这一点，在当今的中国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社会中存在着什么急需公共权力解决的问题，公共权力兑现与否和兑现的方式如何，都不可能完全在暗箱中操作。“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公共权力的任何作为与不作为都很难长时间地让民众处于“无知”的状态中。我国近些年来因为媒体的爆光而得以迅速解决的难题比比皆是；而通过现代媒体，特别是电视、互联网的推波助澜，社会关注公共事务的趋向较之于以前又有所提高，实际效果也更为明显。可以想见，在民众对公共领域的事务都心知肚明的情况下，公共权力若只是听之任之，其合法性的汲取终将面临困境。而且，如果社会舆论难以对问题的解决发生作用，公民将直接采取非常规的政治参与方式来影响公共权力的活动（这在当前的我国表现得很明显。），这对公共领域来说，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所以公共领域对社会舆论的重视是必然的。

5 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受社会世俗化影响日深，受多元化社会思潮冲击的程度加剧。

这里所论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指官方意识形态，在我国即是指党和政府所倡导的作为公共领域的价值目标及对其进行合法性论证的话语体系。任何社会里，当权者集团就会提出一定的目标，并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和增强自身的合法性予以理论上的表述。这其实是公共领域中最容易为人们所感知的方面，也是公共领域存在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因为一个社会的主流话语是公共领域公共性的直接体现。我国过去的意识形态主要强调了阶级斗争的核心地位和社会发展道路的狭隘意识形态之争，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情况得到了改变。虽然也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但发展到今天，我国的意识形态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空泛而乌托邦，经济先导型的社会发展模式最为实际地解放并扩展着民众的各方面需求，现实中民众的追求目标也愈发具体而实际。当然，社会的这一趋势与市场化导致的世俗化是紧密相关的。就社会的文化特征而言，大众文化日益显示其无可比拟的强势地位和扩张势头，社会在各种文化生产的推动下日益走向以娱乐消费为主导的道路上，那种宏大的政治述事亦即主流意识形态虽然仍然影响着公众的日常生活，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但公众对这方面的关注度降低了，公众关注的目的也日益与自身的切身利益相结合在一起。面对着现代化带来的世俗化生活大潮，主流意识形态在仍然坚持着理想和“主旋律”的同时，日益注重对社会实际问题的表达和包容。对社会中日趋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和需要，也给予了主流话语上的认可或宽容。例如从最近“三个代表”的主流话语中，我们就可以明显地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在对自身的定位问题上也日趋实际，所代表的范围也愈加广泛。这说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在调整着自己的目标取向，对已经变化了的社会采取了宽容和理解的态度。江泽民对“主旋律”的概括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这些都是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1]（82页）这是对“先进文化”很宽泛的解说，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是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日渐实际且更加具有包容性的体现。

另一不可忽视的方面是主流话语受到了多元化社会思潮的冲击，其在社会整体话语中的地位虽然在形式上仍然占据着优势，但对民众生活来说，他们的思想状况已日趋复杂而多样化，社会思潮中甚至存在着相当的对主流话语构成挑战的思想和信仰体系。当然，这一局面是与大众文化的流行和全球信息化导致的观念开放有关。前文已经表明，公域与私域理应划分明确；同样的，在话语领域，主流话语和社会话语、大众话语的范围也应划分明确，不能互相取代。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公众思想状况比较混乱，对主流思想和信仰的忠诚度偏低，这就构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实际挑战。

6 全球化对我国的公共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公共领域的国际性关注度提高。

本文第二部分论述了全球化的背景，这一点对我国公共领域产生的影响也不应忽视。传统的民族国家的界限和对国民生活的国别约束在全球信息化（最主要的即是互联网的普及使各国事务在全球范围内很迅捷地传播因而受到国际性的关注。）和全球性公民流动的条件下已很是苍白。国际问题的范围日益扩展，也就是说原属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如人权保护、治理犯罪等问题，其国际化的特点也日渐明显；一国在处理内政问题时受到的国际关注直至国际压力（主要是国际舆论压力和国际组织的压力）也愈来愈大。在此背景下，公共领域里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而对国际性共通规则的认同也使我国的公共领域向国际延伸，其中主要是人权公约，军事外交方面的国际协定。当然，国际政治对我国公共权力运作的影响主要的还是限于外交这一特殊的公共领域；而就其对我国国内公共领域产生的直接影响来说，居第一位的仍然是其对经济合作与交流方面的影响，其次才是国际舆论对我国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压力。因为，毕竟在当前的国际政治条件下，国际化的权力与各国的主权之间仍存在很多难以协调的冲突，而我国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相对稳妥而保守的立场，即对公共权力国内自主性的保护和强调。这就使得我们目前在讨论全球化对国内公共领域的影响时，应当持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但尽管如此，当前世界的全球化程度和我国的全球化水平是空前的，而且这一点在不多久的未来将更为深远地影响到我国的公共领域，因而提出这一点作为我国公共领域的特征是有一定道理的。

以上我分六个方面就当前我国公共领域的特征进行了分析。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公共领域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日益地向着本属于自己的领域回归，在其领域内其实际的公共性也在提高。但同时，随着我国社会自身结构的变动，要求公共领域予以解决的问题也日益增多。这样，原属公共权力解决的问题可能已经回归由社会自身负责。而在一些新的领域，公共权力与社会自身又进行了新的合作，公域与私域在界限日趋明晰化的同时又体现着重新合作的趋势。当然这种合作已经不再是以公共权力任意模糊二者的界限为前提了。而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我国公共领域的内部结构也在发生着一场静悄悄的变革。这无疑昭示了我国公共领域日后的发展趋向。    

四 中国政治的“变”与“常”[1]：应当补充的话
    
应当补充说明的是，前文的所有分析都有一定的限度，亦即它是对我国公共领域的某些层面和范围内特征的抽象和概括，超出体现着这些特征的公共领域限度，这些特征就不再是我国公共领域的特征，因为我国公共领域的某些性格是一贯的，并不是因为前文所述的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而出现的新特征。由于本文所论的是我国当前公共领域的特征，这就预设了一个前提，这些特征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中出现的，它有别于我国公共领域过去的性格。在看到这些特征的同时，也不应盲目乐观，我们更应看到我国公共领域中惰性的沉重。这就是我国政治生活中一成不变的“特色”和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公共领域的相对滞后性。这些问题也是相当复杂的，本文限于篇幅已无力对此详加论述了。在此，我只提以下四点：其一，中国现在虽然已经出现了公域与私域分化的趋向，但这更多的仍然是形式上的；熟悉中国实际“政治”过程和社会生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