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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好事之徒，世多有之。故《尚书》今古文外，在汉有张霸之《百两篇》，在魏晋有伪孔安国之书，《百两》虽斥于汉，而伪孔书则六朝以降，行用迄于今日；又汲冢所出《竹书纪年》，自夏以来皆有年数，亦牒记之流亚，皇甫谧作《帝王世纪》，亦为五帝三王尽加年数，后人乃复取以补《太史公书》，此信古之过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36]。
这段话尽管也批评了“信古之过”，但锋芒所指，主要是“近世”的“疑古之过”。如文献所载“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疑古者认为是作伪，王国维则认为“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疑古者否定尧舜禹的存在，主张“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37]，而王国维则认为是“疑古之过”，“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叹息疑古者对“古史材料”过于武断。为祛“疑古”与“信古”之过，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二者互证。这样“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在《古史新证》第四章末尾，王国维又进一步补充说：“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38]这就是说，古书所载上古史事，得到“地下之新材料”证明者，我们应该承认，不能妄疑；没有得到“地下之新材料”证明的，也不能轻易抹杀。这种说法，不但与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胡适、顾颉刚有天壤之别，也是主张“释古”的冯友兰所不能言。为什么呢？区别就在于：王国维研究“地下之新材料”不是为了从根本上推翻“历史旧说”，不是专用“地下之新材料”来打“纸上之材料”的屁股，而是“补正”，补充、修正、印证“纸上之材料”记载的“历史旧说”。也就是说，他的“二重证据法”是以基本承认“历史旧说”为前提的，只不过认为“纸上之材料”记载的“历史旧说”还需“地下之新材料”的进一步补充、修正而已。当然“补正”是相互的，“地下之新材料”也离不开“纸上之材料”，没有“纸上之材料”，“地下之新材料”无从得解。这种“互证”关系，也只能证明王国维对“历史旧说”的基本肯定。在王国维看来，“纸上之材料”记载的“历史旧说”虽然有一定的缺陷和问题，需要“地下之新材料”的补充和印证，但基本上是可信的。而“信古”者却是“尽信古书”，对“古书”记载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不敢正视。“疑古”者是“全然推翻古代传说”，从“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对着干”的精神出发，认为古书的记载大多不可信，是后人的作伪。而冯友兰的“释古”虽然讲“折衷”，讲“合”，但他还是不敢基本承认“历史旧说”，只是说“‘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煞”而已。换言之，“历史旧说”的大部分，是可以“抹煞”的。王国维也说“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但他指的是? 熬渌巧瞎胖拢袢账溆形吹枚刂っ髡摺薄５椒胗牙迹韵笤虮涑闪苏龅摹袄肪伤怠薄Ｋ裕绻邢盖值幕埃颐腔岱⑾郑靶殴拧焙汀耙晒拧绷剿凳俏侍獾淖笥伊郊靶殴拧彼凳怯壹耙晒拧彼凳亲蠹Ｍ豕摹岸刂ぞ莘ā笔且曰境腥稀袄肪伤怠蔽疤岬模蛴摇７胗牙嫉摹笆凸拧彼等衔袄肪伤怠薄安豢梢桓拍ㄉ贰保抵适瞧蜃螅颉耙晒拧保庖唤崧酆蜕衔乃赋龅姆胗牙肌笆凸拧笔导奈侍馐且恢碌摹?/P>
从对待“历史旧说”的态度看，有“信古”，有“疑古”，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则可称为“证古”。冯友兰的“释古”[39]貌似中庸，但实质是倾向疑古的。所以我们不能视冯友兰为王国维一流，以“释古”为“证古”的理论发展。至于清华学派，问题就更复杂了。当年的清华研究院，陈寅恪虽不治上古史，但认同“历史旧说”的态度较王国维有过之而无不及；吴宓恐怕与陈寅恪不相上下。梁启超近于疑古。李济致力于考古，以重建上古史。赵元任基本无古史无涉。除梁启超的老子晚出论外，在对待“历史旧说”的问题上，冯友兰与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谈不上学派问题。所以，以冯友兰的“释古”作为清华学派治学的传统和特色，拔高了冯友兰的“释古”说的意义，是有欠妥当的。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冯友兰的“释古”与“信古”、“疑古”并非同类的问题，不能将冯友兰的“释古”与“信古”、“疑古”相提并论；从实践看，冯友兰的“释古”较胡适的“疑古”疑得有过之而无不及，现行的中国哲学史排队的错误，主要是由冯友兰系统完成的；从实质看，冯友兰的“释古”与王国维的“证古”对待“历史旧说”的态度基本不同，王国维的“证古”是在基本肯定“历史旧说”的前提下，以“地下之新材料”对“纸上之材料”记载的“历史旧说”进行补充和修正，而冯友兰虽然承认“历史旧说”“‘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煞”，但基本倾向还是疑古，所以，不能说冯友兰的“释古”是王国维“证古”说的发展，以冯友兰的“释古”作为清华学派治学的传统和特色，拔高了冯友兰的“释古”说的意义，是有欠妥当的。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1935年5月14日《世界日报》。
2. 冯友兰：《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骨骾》62期，1935年5月。
3. 冯友兰：《〈中国经济史〉序》，1936年12月4日《北京晨报·思辨》第64期。
4. 冯友兰：《冯序》，《古史辨》第六册，上海：开明书店，1938。
5.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第4期，1942年2月。
6.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自序》，《古史辨》第七册上，上海：开明书店，1941。
7. 李学勤：《谈“信古、疑古、释古”》，《原道》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8. 李学勤：《《谈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纪念王国维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清华大学，1997。
9. 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10. 徐葆耕：《冯友兰与清华学派》，《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11.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2. 葛兆光：《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读书》1995年11期。
13.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1] 见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1935年5月14日《世界日报》；冯友兰：《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骨骾》62期，1935年5月；冯友兰：《〈中国经济史〉序》，1936年12月4日《北京晨报·思辨》第64期；冯友兰：《冯序》，《古史辨》第六册，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9月。
[2] 冯友兰：《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
[3]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4]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5]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第4期，1942年2月；本文所引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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