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思勉与胡适论战的水平[15]，更遑论在先秦史的研究上有多大的意义。
最能代表冯先生“释古”水平的工作还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及其代表作《中国哲学史》。
冯著《中国哲学史》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有一明显的区别，就是孔、老先后的不同。胡著采用传统的看法，先写老子，再写孔子，把他们都放到了春秋末期。而冯著却先孔后老，把《老子》当成战国时期的作品。为什么呢？冯先生说得很明白：
我认为，就整个形势看，孔丘是当时第一个私人讲学的人，第一个私人立说的人，第一个创立学派的人。所以应该是中国哲学史中第一个出现的人。要说孔丘是第一，就必须证明老聃是晚出、在这一点上，梁启超的证据，对我有用。但如果单独看这些证据，也还是可以辩论的。有些证据好像两刃刀，可以两面割的。我认为像这样的问题，专靠哪一方面所举的理由都是不能完全解决的。必须把各方面的理由综合起来，搭成一个架子互相支援、才可以站得稳。我认为关于老聃晚出这个问题，是可以搭成这样一个架子的[16]。
为了“要说孔丘是第一，就必须证明老聃是晚出”，所以《老子》一书就成了战国时期的作品。这一观点，冯友兰先生从1929年至1990年11月逝世始终未变。但随着七十年代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的出土，特别是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楚简本《老子》的出土，事情基本上可以论定：冯友兰先生和胡适的《老子》时代之争，冯友兰先生错了。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上，基本采用了司马迁《孔子世家》的成说，认为孔子曾删《诗》、《书》，正《礼》、《乐》，赞《易》，作《春秋》[17]。而冯友兰1927年作《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一文，认为“孔子未曾制作或删正六经”。他认为孔子不曾修《春秋》，《春秋》“与孔子无干”，“似乎是孔子取‘春秋’等书之义而主张正名”。又认为《易传·彖》、《象》、《系辞》“有一种自然主义的哲学”，天“不过是一种宇宙力量，至多也不过是一个‘义理之天’”，而“《论语》中孔子所说的天，完全系一有意志的上帝，一个‘主宰’之天”，所以否定孔子与《易传》有关，认定“孔子只以人事为重，此外皆不注意研究也”[18]。在《中国哲学史》上册第四章《孔子及儒家之初起》中，冯先生又重申了这一看法。
冯先生不承认《孟子》、《史记》“孔子作《春秋》”的记载，其实是不懂《春秋》有“不修《春秋》”和“已修《春秋》”之别。《左传》作者早已点出孔子修《春秋》的事实。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史记·晋世家》据此云：
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
《周本纪》、《孔子世家》也有类似的话。互相比勘，足见孔子所“书”即今所传《春秋》，这是孔子修改鲁史的实例。《左传·成公十四年》又记载：
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圣人”当指孔子。《公羊传·庄公七年》记载：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以书，记异也。
此 “君子”，也当指孔子。何休《公羊解诂》说：“不修《春秋》，谓史记也。”说明“雨星不及地尺而复”，乃是旧史的原文，是孔子修订为“星霣如雨”[19]。从《孟子》到《左传》、《公羊传》、《史记》，孔子修过《春秋》，乃是不争的事实。冯先生以“不修《春秋》”（《鲁春秋》）的存在来否定孔子修《春秋》（已修《春秋》），应属败笔。
孔子与《易传》有没有关系？今人已作过很多的讨论。冯先生的论证，包括张荫麟在内的诸多学者都以为是铁证如山[20]，其实都是推论。
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十二万多字的帛书。其中有六篇易传，共一万六千余字。这六篇帛书易传的第一篇是帛书《二三子》，记载的是孔子与他的学生“二三子”关于《周易》的问答，较为详尽地讨论了《周易》乾、坤等17卦卦爻辞的意义。第二篇是《系辞》。第三篇是《衷》，通篇记载“子曰”论《易》，其中有今本《系辞》下篇的许多章节和《说卦》的前三章。第四篇是《要》，虽有残损，但从保存较为完整的最后两章看，一是记“夫子”与“子赣” 关于“老而好《易》”的辩论，一是记孔子向他的学生“二三子”讲解《周易》的损益之道。
今本《系辞》的“子曰”，在宋以前，人们都公认为孔子语。但欧阳修则认为系“讲师之言” [21]。从帛书《要》篇看，欧阳修此说是难以成立的。今本《系辞》有“子曰”二字文句者共二十三条，而帛书《要》篇就有三条，只是“子曰”变成了“夫子曰” [22]。在其后的“老而好《易》”节里，“夫子”八见，“子曰”三见。“夫子”显系“子曰”之“子”。孔子著名弟子子赣（贡）在此“子”之前自称“弟子”。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田敬仲完世家》皆称“孔子晚而喜《易》”，而《要》此节劈头就说“夫子老而好《易》”。老即晚，好即喜，夫子显然就是孔子。《要》篇的最后一节则直称“孔子（籀）《易》”。从《要》篇的“夫子老而好《易》”节和“孔子（籀）《易》”节来看，《要》篇的前几节也当为孔子易说的记载。所以，帛书《要》篇所载今本《系辞》的三条“子曰”，当系孔子语无疑。所谓“颜氏之子”，既然为孔子所赞，又有子赣为参照，说是颜渊，理据充分。由帛书《要》篇所载的这三条“子曰”类推，今本《系辞》的其余二十条“子曰”，旧说为孔子语，是难以推翻的。确认这一点，便知冯先生关于孔子与《易传》无关的推论是站不住脚的。
冯先生关于“孔子只以人事为重，此外皆不注意研究也”的观点也不能成立的。从帛书《要》篇“孔子《易》”节来看，孔子告诫门弟子：“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23]不能说除“人事”以外，其余“皆不注意研究”。上海博物馆藏有楚简《孔子闲居》篇，与今本《礼记·孔子闲居》大致相同。其载子夏问“何如斯可谓参于天地”，孔子答以“奉‘三无私’以劳天下”，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有四时，春夏秋冬，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行，庶物露生，无非教也。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时降雨，山川出云”之说，皆是借天道以明人事[24]。证明冯先生论证的大前提其实并不能成立。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古代哲学史》第五篇《孔门弟子》使用了《礼记·祭义》、《内则》、《礼运》、《坊记》、《乐记》、《哀公问》、《檀弓》和《大戴礼记·礼察》、《孝经》的记载，在胡适看来，这些显然是先秦的文献。但冯友兰先生把大小戴《礼记》和《孝经》的时代都往后推了一大段。冯著《中国哲学史》上册第十四章《秦汉之际之儒家》使用的是《礼记·檀弓》、《礼运》、《坊记》、《曲礼》、《哀公问》、《礼器》、《乐记》、《郊特牲》、《祭义》、《祭法》、《杂记》、《昏义》、《曾子问》、《中庸》、《大学》诸篇和《大戴礼记》、《孝经》的材料，又详论《孝经》晚出、《大学》出《荀子》后、《中庸》“似秦汉时孟子一派儒者所作”。在《中国哲学史新编》里，《礼记》各篇，特别是《礼运》、《乐记》、《中庸》、《大学》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Tags：
|
用户注册
中查找“试论冯友兰的“释古””更多相关内容
中查找“试论冯友兰的“释古””更多相关内容
文章-网友评论：（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小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