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排位的相关组织及员工进行“公关”……总之，我并不怀疑。但我怀疑，这除了能说明“……的优越性、……的巨大成就”以及“我们也能……”，在已有的装饰物中再增加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的装饰物之外，它还有什么意义？当那些巨资不继——这也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幻影消失，我们又将何以堪？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是我们民族追求卓越、创造世界历史并承担人类责任的过程中的产物，还是又一次对“美丽的新世界”的阿附？
    北大的SCI数量的确有着很大不足，但SCI数量的不足表征的，乃是学术研究在中国大学中的日益空洞化。自洪堡以来，现代大学无不把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立校之本。事实上，这亦是蔡先生执长北大、为北大注入的最重要的精神血液——与世界其他著名高校相较，在这一点上实在是无遑多让！但北大之成为留美预备学校，早为人知。为什么有那么多“世界一流的学生”（按照北大的认定），削尖了脑袋要跑到美国去？如果说中国的理工科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的话，那么多的人文社科的学生为什么要到美国去（我不是说他们就不该去）？如果说中国的“西学”确实存在差距的话，他们为什么不到德国、法国？原因其实很简单，奖学金。美国大学对文科研究生的奖学金，按每年1.7万美金计算，不考虑兑换率，也是北大现在的“助学金”的4倍！再说，北大给予过自己的研究生学位适当的尊严了吗？姑且不谈这次“人事制度改革”中对北大博士生的狂贬——北大老师之所以被认定为二流，不就因为他们的那个土学位吗——北大的研究生学位都授给了些什么人？想想那些“研究生班”、“学位班”、论文博士、荣誉博士吧！实在不用提某国某元首搞不到博士学位的笑话了，我们的学位不过是个小人情和每年万把块钱而已。顺便说说，北大的教授，又值什么价呢？北大退休教授武际可在给校领导的公开信中说“党委书记任彦申到校不久，就被聘任为教授，而且还拿到了博士导师的头衔，首开了恶劣的先例。这就在学校里树立了一个无形的标准，只要当了官，在学术上也就达到了最高水平，其结果是把学术职称政治化了，政治地位就等于学术水平。接着，从教育部下来的红头文件，大量聘任所谓德育教授，又把大批没有摸过粉笔头的人弄成了教授。”武先生还没有提到北大礼聘的那些官员教授，我不知道其中有些人高中毕业证是否货真价实？
    作为北大传统中最悠久的一个部分，北大的研究生教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之初。除文革十年，从未中断。然而，北大博士培养制度却迟迟不能建立——在现代中国史上也许是最适于建立博士培养制度的时期，一些人却坚称中国不具备培养博士的条件——迟至1983年，北京大学才第一次为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授予博士学位。“新时期”博士学位制度的建立曾被作为中国学术“独立”与“进步”的标志，给知识界极大的鼓舞。然而，与其说当时有比“旧北大”更好的学术条件，毋宁说当时有更强烈的"培养大批相当于国际水平的硕士和博士"的需要（《关于北京大学“五定”方案的报告》）。“经国务院批准”，有多少专业多少导师有权授予博士学位，固然意味着“学位制度的确立与完善，象征着北大（以及其他中国著名大学）学术实力的日渐雄厚以及参与国际竞争的志气”（陈平原《我看北大百年变革》），但将"学术独立"的希望寄托在“学位制度”的建立上，而不是有《大学法》等立法保证的“大学独立”之上，结果只能是“学术独立”无望，而“学位制度”也不过蜕化为新的“机关制度”而已。在此，我不打算再谈行政官僚对学术资源的垄断、“转化”以及由此形成的种种腐败。我只想举一个例子：前不久在网上看到北大某馆复印部招收研究生班的消息。在一派口诛笔伐中，忽然有人问，“若不办班，人家用什么发奖金？”是的，发卖文凭不就是某些人眼中大学的“部门利益”么？你说，你如何“参与”，又如何“竞争”？“皮毛”关系又一次展现出无可辩驳的力量。
    可我们为什么总是有意无意地看不到这一点呢？ 四
    6月12日晚上，当我第一时间凭记忆在键盘上敲完张维迎的讲演《大学的改革》之后，我就打算不再对北大人事制度改革再置一辞。的确，大幕已经开启，“手术刀”（张维迎语）已经亮出，我也梳理完张助理的改革逻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但在急促地敲下这些文字的同时，我却越来越清楚地感到广场上那个瘦瘦的身影的对我的压力。实话说吧，要不是他，我根本就不会听完张助理的讲座，也根本不会去做那个梳理——那天傍晚，我背着一包当天到期的书，准备随便听听就上图书馆去。但他出现了，细细的身子歪歪斜斜地套在简朴到寒碜的宽裤管和一件夹克里，乱发下一双明亮的眼睛在急切地寻找着什么。也许是听到了我与旁边一位同学间颇为有些激烈的对张教授的即席评论吧，他走近了我，并急切地跟我聊了起来。从谈话中我知道，他是北大的青年老师，误把我当成他的同行了——那天的讲演现场究竟有多少中青年教师呢？——当他听到那些来自学生们的掌声的时候，他有些愤然，“谁还想在北大当老师呢？”他告诉我们，作为青年老师，他的系教学任务特别繁重，研究无望，争取了几年的出国机会也因此泡汤，但谁来为他们负责呢？他是那样希望有人能当场指斥张的逻辑。然而，令他失望的是，自由提问的时候，始终并没有教师模样的人站出来。我问他，为什么不自己发言？他傲然一笑，“北大的老师没有人会承认自己不行。”便跟四散的人流走失了。哦，原来如此。“70％以上的人支持改革”，原来如此。
    虽然实在算不得认识他——我仅知道他的专业是计算机，连他的名字也没来得及问。但他是那样令我久久难忘，使我想站在一个学生的位置上来谈谈这个改革——我们缺乏的究竟是什么呢？我知道，这很困难。但那个透骨凉心的傍晚所发生的事情，改变我的很多想法，令我不得不追问这些可能会取罪万方的问题。
    此情此际，我只想说，我没有代表谁，也不想代表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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