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强制性制度变迁才会发生。但是国家进行制度变迁的动力除了经济因素外，还有非经济因素，同时，由于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可能是维持了低效率的制度(17)。
    （五）国家职能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国家的首要职能是界定和行使产权。产权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力，没有国家权力介入，就无法得到有效界定、保护和实施。国家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理所当然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然而，国家仅在统治者福利最大化目标范围内促进和界定有效率的产权。国家在产权制度形成中的作用是：(1)界定和明晰产权。国家可以凭借其暴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和权威界定、保护和行使产权。(2)降低产权界定和转让中的交易费用。产权的界定和转让需要一定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过高，就会限制排他性产权制度的建立和产权转让。国家能通过建立非人格化的立法和执法机构来降低交易费用。(3)国家权力介入产权安排的方式和程度不同，形成的产权制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只为产权安排和产权变革提供“游戏规则”；有的国家不仅提供“游戏规则”，而且还直接参与甚至干预产权的安排与产权变革(18)。现实生活中，由于统治者受到交易费用和竞争的双重约束，统治者的偏好具有多元性，国家选择的往往是无效率的产权制度。
    （六）意识形态与国家稳定性
    经济变迁致使所有“国家的增长过程是内在不稳定的”。影响不稳定性的因素主要包括：信息费用、技术和人口的变化以及统治者的死亡等。尽管国家具有内在不稳定性，但它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又是相对稳定的。是什么力量维持国家的相对稳定性呢？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意识形态可以维持国家的相对稳定性。这是因为：首先，对于制度公平或正义的判断是每个意识形态所固有的内容。其次，意识形态可以巩固和证明现有制度的合法性，从而显著降低维持现有秩序的成本。有助于维持国家稳定性的成功的意识形态具备如下特点：(1)它必须具有灵活性，在外在条件变化时，能得到新旧团体的忠诚拥护。(2)它必须对现成产权结构和交换条件是如何成为更大的体制的组成部分给出合理、令人信服的解释。(3)它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从而避免简单地按成本与收益的计算来行事。总之，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使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并促使人们自觉地不违反规则和不侵犯产权，从而大大减少对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构建国家政权稳定的基础。另外，若要推翻现有秩序，须有成功的“反”意识形态，从而使人们确信他们的不公正是现行体制的一部分，而且要使人们确信改变现行体制后，将来必定会出现一个公正的体制(19)。
    以上是新制度经济学国家学说的主要内容。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国家学说还包括其他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如：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巴泽尔的国家理论，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均衡政治制度的思想、用交易成本分析民主制度结构的思想等。总之，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将国家作为影响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并运用经济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家理论。
    三、两种国家理论的比较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国家学说在很多方面受到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影响，但它也以其独特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补充了马克思国家理论。比较分析二者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以及基本内容等，可以更好地理解上述两种国家理论。
    （一）形成的时代背景之比较分析
    马克思国家理论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的爆发极大地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生产方式极大变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欧洲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无产阶级出现并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更是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断深化，阶级斗争日益激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必然具有很强的阶级性和革命性。
    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学说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西方各国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同时，资本主义经济中固有的矛盾不断激化，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到20世纪70年代，甚至出现了“滞胀”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已经很难解释和指导现实。新制度经济学力求以制度的变迁来解释经济增长，并把制度因素作为内生变量来研究经济社会问题，认为国家作为制度的供给者决定了
[align='center']         [/align]                             社会的产权结构，对经济的增长与衰退起关键作用。可见，新制度经济学国家学说是在西方迫切寻求新理论来解释和指导经济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情况下产生的，它反映了一种变革心理。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尽管马克思国家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国家学说产生的时代不一样，但它们都产生于经济与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的时代，顺应时代要求，它们都具有很强的变革性。不同的是，前者更加注重分析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具有很强的阶级性；后者着眼于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而忽视了资本主义固有的深层矛盾。
    （二）理论基础之比较分析
    马克思国家理论是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两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首先，马克思批判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从而为客观、全面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基础；其次，马克思借鉴了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体系，从而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以及国家的本质；最后，马克思的国家思想受到莫尔、圣西门等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影响，从而指明了国家的发展方向。此外，马克思国家理论还受到其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国家学说建立在当代西方经济学基础之上。首先，它承袭了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关于“经济人”的假定，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并具有机会主义的行为倾向，并在此基础上对于制度变迁及国家问题进行研究。其次，新制度经济学还把产权理论与其国家学说结合起来，用以解释经济的增长与衰退。最后，交易费用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国家学说的一个核心理论。它认为国家的出现就是人们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而做出的选择。此外，新制度经济学国家学说还受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信息成本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尽管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国家学说的理论基础并不一样，但它们都在继承和批判正统理论的过程中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三）研究方法之比较分析
    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结合社会发展现实，研究了国家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考察了国家的起源、本质、类型、历史作用等，并得出科学结论。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国家理论的根本方法，马克思从阶级这一基本范畴出发，得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并依据不同的阶级实质划分国家类型。马克思国家理论还运用整体系统观和社会发展观，认为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象之一，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系统。此外，马克思国家理论还运用了定性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等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国家学说的主要方法是传统经济学方法，它沿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利用均衡分析方法、边际替代方法以及成本收益比较分析等传统研究方法对国家问题进行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新制度经济学国家学说还注重理论与历史的结合，从制度变迁、演化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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