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正义观。我当然也高度评价美国对人类文明各个方面，尤其是在自由、民主、人权以及科学的伟大贡献，但同时不得不指出，只要存在着不同的文明，就必然会呈现出与此相应的不同形态的正义概念、道德秩序以及价值观，世界不必都以美国的是非为是非。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承认：在构筑国际秩序之际，美国的多元主义的、民主的国内管理方式的确具有相当程度的感召力和借鉴意义。何况，要求「世界性国家」美国把它国内民主的原则也适用于它对国际关系的处理是顺理成章的。而按照国际民主的原则来建立和健全世界法治秩序，意味着真正落实并坚持主权平等，这显然是符合小国或弱国利益的外交策略。有一点要注意：正如在国内弱者需要人权一样，在国际社会中弱国尤其需要主权作为自卫的堡垒，除非它实际上或者在观念上拥有某种文化霸权，或者它甘愿成为一个所谓「降顺国家」（chicken state）。

  然而，具体到人权外交的场合，主权、人权以及霸权的三元互克关系造成了强弱易形，实力与势力往往并不对称，情况变得十分错综复杂。其结果，人权和主权这两种本来都是来自欧美的普遍主义概念往往会在实践中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然而，这样的对立同时也有可能在国内和国际导致一连串微妙的相互作用：霸权国家以人权的名义干涉别国主权，别国则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求废除衡量人权的双重标准、要求按照国际法规定的准则和程序对为人道主义而行使武力的行动进行审议和表决、要求落实主权平等的原则以及推动国际社会的民主化。反过来，霸权国家则可以采取价值同盟的方式和巿民社会的普遍主义逻辑，要求反霸国家首先在国内也消除某一阶级、某一政党、某一家族甚至某一个人的「霸权」现象、推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限制国家权力的宪政以及人民参与政治决策的自由民主主义。这就是国际民主化与国内民主化的互动关系。只要这种对话、交涉以及抗争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和程序进行的，不出现武力对抗的局面，那么它就有机会成为国内政治的改革与国际秩序的建构之间互相激励、互相督促的重要动力装置。

  目前世界已经进入后冷战的时代，但是和平发展与军备竞赛的矛盾心理还在左右各国的决策。尤其是在亚洲，冷战结构尚未解体。有的国家还存在着领土分断的问题，而另一些国家没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殖民地主义统治进行必要的历史清算，重新评价社会主义体制和重新建构国际秩序的作业也还没有真正开始。在这种背景下，各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为了维护民族利益、抵制霸权国家的利己性干涉，重新认识和强调主权优越性的原则是必要的。然而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中国公众传播媒介发表的关于主权的见解显得似乎过于单调、片面甚至在走极端。

  从经典性主权国家到后殖民地化的民族国家，政治学原理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与此相应，国家主权的概念越来越以人民主权为内涵。仔细推敲中国政府提倡的所谓「没有主权就没有人权」的命题也可以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主权其实只有通过保障人权和实行民主才能维持其合法性。诚然，「人权高于主权」的说法是不适当的，但根据社会正义的理论，「主权高于人权」的说法更不可取，因为它很可能通向法西斯和暴君专政。应该强调的是主权与人权的一致性、关联性以及均衡关系。前面已经涉及到人权在国内、主权在国外都发挥着通过法律规范保护弱者，矫正力量对比失衡的功能。在非经济领域的现代化过程中，人权和主权一直在不同程度上处于某种互相依存的关系之中。尽管在霸权因素的作用之下，关于人权的标准与关于主权的话语经常会发生对立和冲突，但是，只要在人权与主权之间达成一定的均衡，就可以比较容易地避免国际政治问题的尖锐化。

  总之，主权的双重结构演化到当前的世界格局，政治性判断变得越来越复杂而微妙了，因此围绕主权问题还是要多对话，少对抗。通过各种不同层面、不同渠道、不同形式的对话，特别是通过在民族国家和巿民社会的双重结构中的建设性互动，中国应该并且有可能逐步克服自己在思想上、道义上、文化上的失语症和失范现象（anomie），在主权、人权以及霸权之间拓展出一片「和而不同」的公共空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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