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主权统治的体系之际，基督教世界一方面构成了超越国界的巿民社会乃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也不断诱发各个主权国为争取支配整个欧洲或基督教世界的霸权而展开激烈的竞争。以教会组织为纽带的巿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导致主权的载体由绝对君主转变为自由的巿民以及全体人民，从而使民族国家在法律形式上势必具有民主主义的倾向。与此同时，争夺霸权的战争则深刻影响了国家的权力结构。例如，为了维持军事开支、提高资源的动员力以及更有效率地组织战争手段，国家不得不加强集权化和合理化，并通过拿利益代表参政权与纳税义务相交换的方式对巿民社会作出了重大让步。因此，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最终都兼有科层制和代议制这两个侧面，前者体现世俗政治的权力由分到合的趋势，后者体现巿民社会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走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趋势。

  与上述结构相对应，民族国家的成员也具有「国民」（nation）和「巿民」（citizen）的双重性。

  从古代雅典和罗马的共和政体以及现代法律学的观点来看，民族国家中一切具有本国国籍的居民都是国民；他们在道德秩序、权威认同、文化、历史、宗教等方面存在着传统上的同构型，并基于这种同构型来缔造国家。没有民族国家的创立就没有国民；反过来说，没有国民也就无从创立民族国家。这种自我循环的逻辑表明，属于全体国民的国家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法律的虚构，或者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借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用语，民族国家完全可以被称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但是，不同的想象会有不同的现实效应。如果采取福柯（Michel Foucault）式的语言来表述，那就是：如果国家把国民当作政治主体（subject），那么国民将乐于服从（subject）；反过来，如果国家把国民当作客体（object），那么国民就会选择抗议（object）。因此，我们不能拋开对主权合法性的评价来讨论主权优越性的原则。

  在这样的前提下，对于非国民的第三者或者巿民而言，国家的出现只是一种技术上的偶然，政治生活的方式在民族国家之外本来还可以有其它选择。但是，对于国民自身而言，立足于文化传统的同构型的民族国家的出现及其约束力是必然的，国家之上再没有更高的权威性根据。正是这种偶然与必然之间不同观点的落差，造成了民族主义的情绪波动，甚至还会导致各种形式民族净化的事态。

  一般而言，国民应该服从国家。但是，作为巿民的立场与作为国民的立场不一样。根据巿民社会的理论模式，巿民是独立的个人，先于国家而存在，具有超越国界的普遍性、自然性，而国家的出现纯属政治技术上的偶然，甚至是可以民营化的。一切自由而自治的自然人都可以被看作巿民，所以巿民社会构成一个不设疆防的整体世界。但是，在这里也存在着辩证关系：正因为有许多具体的、特殊的民族国家并存，才有必要和可能设想一个抽象的、普遍的巿民社会；正因为存在着巿民社会的自由主义，选择不同国家体制的自由才能得到更充分保障；正因为民族国家与巿民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反相成的关系，普遍人权只能是一种理想的圭臬，归根结柢，为人权提供现实的制度性保障的还是民族国家。由此可见，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市民社会的调整作用达到主权和人权的均衡，而不是仅仅否定主权的优越性；如果民族国家的主权体系被瓦解，则建立在由国家法所构成的公共领域之上的现代巿民社会的模式也难以存续。所以有人把民族国家解体的前景定义为「新的中世纪」的出现。

  在现代欧洲，民族国家之间争霸的制度竞赛不仅没有妨碍巿民概念的普及，反而促进了巿民权利和巿民社会的发达。霸权国家除了暴力征服之外，还采取各种方式试图把个人与国家（即人权与主权）的关系颠倒过来，通过对巿民权利提供普遍性保障来换取政治上的广泛支持。非霸权国家为了抵制这种精神渗透，也导入或者加强相应的保障巿民权利的措施。其结果，普遍主义的巿民概念广为流传（最典型的实例是「光荣革命」之际，征服了英国的荷兰统治者与英国议会以及王室的互动关系）。问题是，这样的机制能不能也在非欧洲区域、在不同的文明圈之间出现？

  民族国家与巿民社会之间的摩擦，最集中地表现在民族自决权上。民族国家是求同的，而巿民社会允许存异；民族国家的逻辑是要维护主权完整和统一，巿民社会的逻辑则是要强调主权在民、承认抵抗国家的运动以及基层的自决和自治。

  提出民族自决权概念的目的，本来是要摆脱殖民地主义体制、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基础在于国民的同构型，而民族自决正是实现国民同质化、排除异族统治的重要工具。自决权的这种历史贡献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主权国家里，当少数民族或者支持它的某些国际势力向多数民族要求行使民族自决权时，这种要求往往伴随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会导致无休止的民族净化，从而反过来破坏巿民社会的普遍主义秩序。据说，倡导民族自决权的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第二期任内的国务卿、著名的国际法学家兰辛（Robert Lansing）曾经在日记中指出，「自决」这个词语中埋藏着炸药包，并且还预言过民族自决的原则最后很可能会遭到否定。

  后来的事实表明，一旦民族自决权被滥用，国际秩序就会动荡不安，无谓的民族纠纷、严重的侵害人权现象以及残酷的战争就会接踵而来。考察一下目前世界上民族国家的现实可以发现，只有很少国家是真正同质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其中主要民族占人口总数过半的国家没有在国家总数中过半；许多民族国家内部都存在着严重的民族对立和文化冲突。因此，根据主权的不可分割性以及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既存的主权国家内部的民族自决一般都不应给予轻易承认。

  虽然在1990年代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处理上，曾经发生过为民族自决而进行的战争，也导致了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成为分立的主权国家，但是去年的科索沃危机处理却有些不一样：无论是南斯拉夫还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其战争目的都是不再承认阿尔巴尼亚人的独立。与此相应，在波黑共和国中为独立而争斗不已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穆斯林等三个民族的自决权也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意。这种微妙的动向很值得重视和玩味。

  我认为，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解读科索沃危机，中国可以向世界提供这样的新信息：在后殖民地化的现阶段，兰辛的主张已经开始具有现实性，也许作为民族分离独立运动的法理根据的对外自决权真的应该寿终正寝了。当然，为此需要某些前提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少数民族和少数者的权利以及异质性因素的尊重、宽容乃至制度性的保障，也就是要通过对内自决权的反思和自我限制（选择体制的自由）──特别是加强居民自治和地方分权来充分协调民族国家的逻辑与巿民社会的逻辑。只有具备合法性的主权才能斩断那些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的复数的道德秩序之间争斗不已的暴力之链，使街头、丛林里的对抗转化为法庭、议会里的对抗。如果说要实现全球一体化，那么首先也应该从反对无限制地行使对外自决权（分离独立的自由）开始起步，否则只会造成主权的不断增殖、主权内部结构的单一化、主权之间的激烈冲突以及国际社会的无序。





  三　怎样理解世界格局的变迁



  让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民族国家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国际法秩序）及其演进过程和最近的态势。到目前为止，现代世界的格局大致出现了以下五种不同的形态或者发展阶段。

  （1）威斯特伐利亚体制　1648年，为结束三十年战争，欧洲有关国家在明斯特巿政厅缔结和约，确立了在主权国家作为外交主体的地位以及欧洲现代国际法律秩序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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