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组织阶级斗争。这样，他就将非制度化的群众运动作为一种民主参与的方式，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来发动阶级斗争，反对官僚主义、防止政府权力腐败。然而，这种非制度化的群众运动的不适当的普遍推广，使政府机构陷入了瘫痪的境地，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失序，也影响了政府价值的实现。
    第三，浪漫主义民主理想与政府实践层面的冲突。新中国建立后，担心政府机关腐化变质，毛泽东除了发动人民群众对政府进行监督之外，也在思考保持政府革命性质的更好办法。在重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过程中，毛泽东认为防止政府蜕化变质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家的各种事务。然而，在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由劳动群众直接进行公共事务的管理显然是不现实的。为了解决这种矛盾，毛泽东提出了两种办法。一是毛泽东提出实现基层群众的自我管理，为群众对更广泛公共事务的直接管理提供基础。其实践就是“乡社合一的，政权组织与经济组织合一的，既是社会基层组织，也是政权基层组织”[17] 的人民公社的建立。二是通过群众运动的形式来越过政府执行某些政策，后来甚至直接用群众运动的领导组织来代替政府。毛泽东的这种观念与现代社会对政府的复杂要求是不相适应的，正如许全兴所指出的，“1958年，毛泽东提出将‘工、农、商、学、兵’组织成一个大公社的设想带有空想的性质，应予否定”[18]。而以群众运动或类似组织形式来替代政府实施其职能在多数情况下只会起到反面的作用，加重社会的失序化，妨碍政府价值目标的实现。
    三、当代中国政府的价值选择有赖于对毛泽东政府价值观的继承与创新
    当今世界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政府的官僚主义和行政效率的低下使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一降再降，于是，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服务”运动。9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的政府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政府再造的实践。其主要的内容是对政府治理的价值、原则与行为等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也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府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另一方面，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这些情况对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新的历史时期，政府的价值选择十分重要。
    毛泽东毕生都在无私地为民族的命运而孜孜以求，贡献了其全部才智、胆识以及卓越的思想。毛泽东政府价值观是毛泽东对政府价值的系统性思考，其科学性与局限性的两方面内容在历史上都留下了重要的一笔。当代中国政府价值的正确选择有赖于对毛泽东政府价值观的继承与创新，实现对毛泽东政府价值观的创造性的转化。
    首先，根据政府性质的要求坚持毛泽东的政府价值观。我国政府的性质始终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府，政府的这种性质从未改变。改革只是对社会主义国家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进行调整，使其更好地适应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增强社会主义社会的综合国力。政府价值选择是政府性质的外在表现形式，当代中国政府价值的选择必须与我国政府性质保持一致。毛泽东政府价值观对社会主义政府的价值目标作了深刻的、科学的阐述，为社会主义政府的价值选择设定了一些基本点。这些基本点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是我国社会主义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必须遵循的。这些基本点说到底就是社会主义政府的人民性。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作为一种价值规范和行为规则在我国政府建设中具有稳定性和连贯性，从1944年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到今天的“服务型政府”，都体现了人民处于主体地位的价值选择，也是对毛泽东政府价值人民性的一贯坚持。
    其次，根据经济基础的发展对毛泽东政府价值观进行继承与创新。政府价值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也有了正确的认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有两点，一是社会主义，这是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的根本点。我国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要求政府价值取向也应当是社会主义的，是服务于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劳动人民的利益的。二是市场经济，这是我国经济基础的一个外在表征。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市场只是一种手段，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然而，尽管是一种表征和手段，但毕竟是与经济基础相联系的，因而市场经济顺利发展的一些要求也会在政府层面体现出来，并形成政府的价值追求。例如，法制，这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邓小平就曾经指出，“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19]。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契约经济，隐含着对可预期性与稳定性的追求，法治则是实现这种追求的必然选择。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不仅需要完备的法制，而且需要依法行政。因此，我们在继承毛泽东政府价值观的同时，还应当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对毛泽东的政府价值观进行发展与创新。
    第三，将对毛泽东政府价值观的继承与创新同时代潮流联系起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推进，世界各国交往日益密切，相互影响度越来越高，这是一种时代潮流。这在一国政府价值的选择中表现为，一些普适性的、得到世界各国认同的价值，应当受到各国政府的尊重与选择。一些价值，例如民主、法治等等，反映了一定历史阶段人的普遍需要，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具有超越国界与种族界限的普适性意义。当今各国不是存在于孤立之中的，而是相互交往密切联系的。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与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正在前所未有地加强，我国正在以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的发展之中。我国的经济与世界的经济紧密相连、息息相关。这种时代潮流要求当代中国政府的价值选择在坚持自身社会性质的同时，尊重并吸收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些普适性价值。
    总之，当代中国政府的价值选择，需要在立足于政府性质与经济基础的同时，尊重时代潮流的要求，继承与发展毛泽东的政府价值观，将其创造性地转化到当代中国政府的价值选择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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