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层向外扩展的方式去改造国民性，比起梁只通过《新民丛报》去摇旗呐喊，其现实基础更坚实；通过创办夜校去开启目不识丁的工人农民之智，比梁只注重国民教育显得更实在等。但是，毛泽东此前总体上同梁启超一样，也是想通过先觉者去启迪国民，使国民由“小人”转变成圣贤豪杰，没有突破梁氏范式改造方法的束缚，而惧怕暴力革命的手段，正如他所说“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21]。李大钊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为指导，从思想道德变迁和经济关系变革的角度剖析了近代国民性改造的经济缘由，提出“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提出“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22] 的国民性主张。1918年8月，毛泽东到北京，成为李大钊手下的一名临时职员。这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种经济缘由的剖析，使得毛泽东拓宽了仅从精神上改造国民性的思路，开始注意用经济利益这根红线把民众联合起来，通过改造社会经济结构来改造国民性。
    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他痛定思痛，决定另辟道路，另起炉灶。他开始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注重领会其精神实质，并用来研究和解决国民性改造的实际问题。毛泽东第一次读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他第二次北京之行。他后来回忆道：“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23] 这一段话表明，毛泽东自那以后，开始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因为这时他已认识到温和改良的如“倡学”方法或无政府主义方法无益于国民性改造，他说，“‘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因此，“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24]。再说，“人生有一种习惯性，是心理上的一种力”，“要人心改变，也要有一种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去抵抗才行。用教育之力去改变它，既不能拿到学校与报馆两种教育机关的全部或一大部到手，虽有口舌，印刷物或一二学校报馆为宣传之具，正如朱子所谓‘教学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直不足以动资本主义者心理的毫末，哪有回心向善之望”，[25] 所以，教育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无政府主义也同样如此，“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26] 因此，只有在变革社会经济结构中激发出国民推翻强权统治的热情才能改造其麻木、冷漠的劣性；在阶级斗争中培养国人的纪律性、团结协作精神以克服其懒散，无公德心，无国家观念等劣性；用阶级斗争的持久性和残酷性以改造其无恒心，自卑性等等，通过革命斗争培养出祛除劣根性的无产阶级新人，才能实现国民性的彻底改造，这是“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27] 基此，至1920年底或1921年初，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方法也实现了根本转变。
    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之范式转变反映了近代中国人的现代化道路的曲折历程，揭示了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浓缩并再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的艰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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