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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华:论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的策略探讨      ★★★ 【字体: 】  
米华:论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的策略探讨
收集整理: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时间:2012-06-20 19:51:16   点击数:[]    

逻辑错误:“四种迷,说得透澈,安得将你的话印刷四万万张,遍中国人每人给一张就好。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以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以主观概客观,是感情和空间的合同误认。四者通是犯了论理的错误”[8]。其四是对女子弱国民性进行批判。通观中国历史,女子处在社会最底层,精神的压抑和肉体的折磨,使她们身心呈现出许多弱国民性,他认为:“盖我国因数千年不正当的礼教习俗,女子在任何方面,都无位置。从政治、法律、教育,以至职业,交际、娱乐、名分,一概和男子分开做两样,退处于社会的暗陬。于不得幸福之外,还领受着许多不人道的虐待。”[9] 
    更为重要的是批判重心转移的第二个方面:突出并大力挞伐统治阶级劣性,进而批判旧制度。在近代国民性改造旧范式中,国民性批判一般只笼统地对国民劣性加以批判,很少把它区分为普通民众和统治者,因而把那些专属统治者的劣性强加到民众身上,加大了国民劣性程度的估计,而把被统治者的一些优良品性,如俭朴,吃苦耐劳等,又遍及于一些恶劣的统治者,没能真实地反映国民性状况。这一时期,毛泽东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他在对一般国民劣根性批判后,改变他原先对国民性的判断,他说:“颇有人说湖南民智未开交通不便自治难于办好的话,我看大家不要信这种谬论”[10],“湖南人素来有一点倔强性、反抗性和破坏性”,“我觉得湖南人确有几种可爱的特性,坚苦,奋发,勇敢,团结心,都是…”[11]。在对劳动群众国民性重新判断后,便突出剥削阶级恶劣品性。他在《卡尔和溥仪》中,批判了统治者的官本位心态:“凡做过皇帝的,没有不再想做皇帝。凡做过官的,没有不再想做官。心理上观念的习惯性,本来如此”,因此,他预言“伏处北京的溥仪,国民不加以意防备,早晚还是一个祸根。”[12] 在《原来是他》的短评中,批判了为官者仗势欺人的丑恶嘴脸,“车夫拉了一个整天,拉昏了,不识时宜的拉着乱跑。忽然背上飞到几个重拳,连忙叫‘哎哟,了不得!’接着眼泪也下来了。本预备着吵嘴,一看,原来是他!就不敢说,拉着车飞也似的跑了。”[13] 在《湖南人民的自决》一文中,淋漓尽致地剥开统治者的恶劣品性,他说:“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无公利;有猜疑,无诚意;有卖国,无爱国;有害人,无利人。八九年来的大乱,都是此辈干来的营私勾当,腐败绝顶的政府,娼妓生涯的党徒,盘踞国中,甘心为恶,铁道卖尽,矿山卖尽,森林卖尽,商埠卖尽,乞得日本来的枪械,饷款,训练官,屠杀人民,与市民战,与学生战。至于湖南一省而言,造乱者,少数之武人。”[14] 这与他在1917年8月致黎锦熙信中对当权者“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如此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的判断,要深刻得多,丰富得多。
由此,毛泽东便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旧制度,他说:“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15] 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二)中,指出封建经济制度是造成国民愚弱的重要原因,从社会经济基础的角度分析它对农民、工人、女子、学生、教师等群体的不良影响。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的蔓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痼疾的暴露,毛泽东开始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痛陈资本主义制度使“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
    四、国民性改造目标的时代切换
    在近代国民性改造旧范式中,改造目标是造就资产阶级新民,由于民族危机的压力,又烙上了浓重的民族主义印记。毛泽东在梁氏范式目标模式的基础上,虽贴上个性解放的标签,建构出自己的具资产阶级性质的圣贤豪杰目标,即发达个性;身心并完,得大本大源,卓励敢死的新国民[16]。但该目标的历史局限是显而易见的,它完全脱离了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现实,实现起来异常困难。况且,毛泽东所确立的资产阶级新民目标,就他本意言之,并不是一个终极的价值目标,而是把它当作一个超越的对象,从而创造出更加完美的高于资产阶级新民的理想国民。另外,毛泽东确立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民目标,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因子,是日甚一日的民族危机使然。一旦有比资产旷级新民更高的目标,他必然会及时修正自己的目标追求,寻找新的航向,切换国民性改造的目标模式。
    实际上,在驱张期间,毛泽东就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1920年2月致陶斯咏的信中提到:“我觉得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我于这问题,颇有好些感想。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17] 很显然,他在这里称“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是有别于“发达个性”、“身心并完”、“实现自我”目标的,开始由个体向团体飞跃,而“勇猛精进”与新民学会的“革新学术”相比,其战斗性明显增强,体现了目标切换的初步轮廓,但不清晰。当然,突破中见继承,“高尚纯粹”仍然是前一阶,段圣贤豪杰理想人格的再现。到1920年7月毛泽东终于“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有一枝正在盛开的既优于中国传统又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新文化的小花”,这正是他求索多年而不得的目标,于是,他的目标转换有了现实基础。1920年11月,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他彻底放弃了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朝着理想目标迈出坚定的步伐,于11月25日这一天之内,在痛苦与沉思中连续发给向警予、罗璈阶、李思安等人七封信,决定另辟蹊径,从头做起,把“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目标具体化。他在致向警予的信中说:“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决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18] 在致罗璈阶的信中说:“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9] 由此可见,他把“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的目标具体化为“刻苦励志的‘人’”了,这种“人”就是以共同信守的主义为基础的同志团体. 如果说在这些信中他没明指“主义”是什么,而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的发言,就非常明了了:“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用。”[20] 由此,毛泽东的新人目标便浮出水面,无产阶级新人清晰可见了,完成了国民性改造目标的时代转换。
    五、国民性改造方法的彻底转换
    在近代国民性改造旧范式中,采用的方法是温吞水式的改良的方法,即通过先觉者用成熟的思想观念去启迪昏睡中的国人,国民应召自觉改造而成理想国民。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在探求国民性改造方法上,正是顺着梁启超等人的思路,在具体途径上做深入的思考和拓展,虽然在某些方面有超越梁启超之处,如从哲学、伦理学入手去变换全国之思想,使人人有哲学见解,依自己主张行事,比起梁“淬厉其本所有而新之”,“采补其本所无而新之”略显可行性;又如创办新民学会,培养更多“大气量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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