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结构。这是一切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的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李大钊反复说明：“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识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行的，、”这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李大钊说：“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如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了剧烈矛盾，那么这个社会组织就可能崩坏，这就是社会革命。“新的继起，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应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李大钊非常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但是，李大钊并非是经济决定论者，只看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而是辩证地看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也强调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反作用。李大钊区分了唯物史观与当时流行的误解的唯物史观思想也即经济决定论思想。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中，曾高度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认为历史规律的发现有赖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就在于它证明“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不在于“‘赫赫’‘皇矣’的天神，不在‘天宜’‘天纵’的圣哲，乃在社会的生存的本身”，而社会生活本身又是广大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所以，“历史的纯正的主位，是这些群众，决不是几个伟人。”他相信，民众力量是无敌的，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由以上论述可知，李大钊正确地认识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比同时代的人显示了深厚的哲学理论素养。

最后，李大钊十分注重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李大钊认为，社会组织的改造固然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但是，这种改造运动的动力却“又比发源于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下立于不利地位的阶级。那些属于有利地位的阶级，除去少数有志的人外，比谁都反对改造。”所以，社会组织的改造就必须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才能够取得进步。李大钊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得出阶级斗争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也必然在生产力发达的情况下将趋于消灭，但是，在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则是不可避免的。李大钊由革命民主主义时期主张互助论彻底转变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上来了。这实际上是切合了唯物史观的精神，也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

第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角度而言，李大钊注重从人类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待。我们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李大钊实质上是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以，他就把唯物史观看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在李大钊眼中，唯物史观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是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的工具，是一种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武器。只有以唯物史观来观察研究社会、历史、人生，才可以求得唯一正确的方程“解”。因为唯物史观探求的是历史的本体论，是形而上学的，但是，唯物史观又是可以科学认识的。李大钊的这种从人类社会历史角度来观察马克思主义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式是与此后的瞿秋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式是不同的。瞿秋白是最早在中国传播唯物辩证法的第一人，他是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观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瞿秋白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包含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运用和发展，也就是说世界的本质是联系着发展着的物质，那么，社会历史领域同样也是联系着发展着的物质。只不过，瞿秋白眼中的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物质是物质生产方式而已。与瞿秋白的从宇宙论或者说是物质存在论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李大钊的这种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是很有独特性的。当然，李大钊的这种理解方式是与其自身理论素养和现实需要相关的。一方面，李大钊是从进化论前进到唯物史观的。进化论是把社会达尔文主义运用社会历史研究的结果。李大钊本身又是史学家，擅长于史学的研究，具有深厚的史学理论功底；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中国向何处去”是一个核心问题，就必然需要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寻求中国发展的方向。所以，探求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也就是必然的选择。

第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性质而言，李大钊主张唯物史观是与历史科学相联系的历史哲学，与形而上学相关，但是，它又具有实证性和科学性。我们可以从李大钊对知识分类及历史理论发展史获得证明。

首先，李大钊利用培根的知识分类来说明史学与哲学的关系。培根把学问分为三类：（一）历史；（二）诗；（三）哲学。它们相对应心的三种能力：（一）记忆；（二）想象；（三）理性。历史分自然史、人事史，而人事史又分为宗教史、文学史等。哲学也分为三类：关于神明的，关于自然的，关于人的。同时还有第一根源的哲学即普遍哲学。李大钊认为，历史哲学就是处于史学与哲学之间。一方面，哲学影响到史学。哲学既是史学研究的对象，哲学理论及方法亦影响到史学。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很受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就是历史观是从哲学思想来的明证。另一方面，史学也影响到哲学，哲学须以史学研究的结果为基础。历史哲学研究历史的根本问题，例如历史事实的本性究竟如何？历史事实的根本原则如何？历史事实或于各个或于全体究竟有如何意义？李大钊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一文中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唯物史观，同时他又指出历史哲学是归属于哲学系统。但是，他又认为，于历史事实的哲学考察，即是历史哲学，与历史事实的科学考察，即为历史科学。我们于历史科学之外，承认作为哲学一部分的历史哲学的存在，承认二者不可偏废。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二者相辅相成。所以，唯物史观是哲学，而非科学，是与具体科学相联系的历史哲学，而非思辨的形而上学。

其次，李大钊在《史学思想讲义》中逐一考察了博丹、鲁雷、孟德斯鸠、维科、孔多塞、圣西门和李凯尔特等人的历史思想，指出正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历史学遂得在科学系统中占有相当的位置。李大钊认为，史学以前宗于神道，归于天命，而带有宗教的气味，或是王者、英雄、圣人等的舞台。它们都是退落、循环的历史观，是主观的唯心史观，是非科学的。但随着开普勒和牛顿等的出现，科学逐渐发达，才出现科学的历史观。从博丹始，史学家开始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且认为历史是前进发展的，他们努力探求历史发展的因果法则。黑格尔和圣西门等研究历史发展的动因及其规律性，但只是从精神领域去探求，而马克思深入到精神的基础即物质中去寻求动因，所以是历史观的一大变革。马克思承继了圣西门后期的经济史观，认为整个社会历史是由楼身和楼基组成，楼基变了，楼身也变更，而楼基就是经济基础，或人们的经济关系，其上是政治、法律、宗教和伦理等：“有了这样的经济关系，才会产生这样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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