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的否决。1971年8月，港英政府终于正式发表了《市政局将来组织、工作及财政白皮书》，明确指出：“如果真要有新途径，以便地方人士更广泛地参与政府事务，顺理成章的办法是容许甚至鼓励咨询机构发展起来，使它们所产生的作用，能够普及全港，而不是把更多的权力授予地区议会或市政局本身。”(15)
    二、超速时期：英国催生香港的“民主发展”(1982年-1997年)
    英国在即将撤退香港前的15年里一反常态，催生香港的“民主发展”，使香港出现了“忽然民主”现象。1979年3月，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知悉中国将于1997年恢复行使香港主权后，随即在香港部署启动代议政制。1982年中英谈判开始后，港英政府更暴风骤雨式地全面推行代议政制，建立三层代议政制架构。
    (一)基层：区议会代议政制的启动和发展
    代议政制的启动首先从基层区议会的建立开始。1980年6月，港英政府公布《香港地方行政的模式》绿皮书，建议在香港18个行政区全部设立地区管理委员会和区议会，并推行全民投票选举制度。1982年3月，新界举行区议会选举。同年9月，港九市区举行区议会选举。至此，区议会制度正式在香港建立。它是历史上第一次将香港划分为若干选区，在选区内实行普选的直接选举制度，是为港英政府推行代议政制的开端。
    其后，在1985年、1988年和1991年，相继进行了第二、三、四届区议会的选举。港英政府统治下的最后一次区议会选举在1994年举行。这时，区议会中的委任议席全部取消，除27名由新界乡事委员会主席继续出任当然议员外，所有区议会议员均由选举产生。
    (二)中层：市政局、区域市政局代议政制的启动和发展
    中层代议政制的启动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原有市政局中引入代议制度；二是在新界新成立一个具有代议制度的区域市政局。
    市政局向代议政制路向的发展。1983年，市政局进行改组：一是议员议席从24名增至30名，委任议员和民选议员各占一半，全部是非官守议员。二是实行新选举制度，以前的市政局议员并不代表个别选区，而此后议员则由分区直接选举，当选议员自动成为所属选区的区议会成员。三是任期与选举安排的时间相同，三年一任，三年一次选举，无需像以前那样交错进行。从1989年起，市政局议员不再出任区议会当然议员。从1995年起，市政局取消委任议席，所有议员全部由地方选区选出。(16)
    与此同时，在新界新成立的区域市政局也向代议政制路向发展。港英政府于1985年1月通过《临时区域议局条例》，同年4月成立临时区域议局。经过一年筹备后，1986年4月正式成立区域市政局。区域市政局共有议员36人，其构成如下：12名委任议员由港督委任；3名当然议员由新界乡议局3位正副主席出任；12名民选议员由新界12个选区选出；还有9名议员由新界区议会选派的代表出任。(17)从1995年起，区域市政局的所有委任议席全部取消，除区议会代表和来自乡议局的当然议员外，议员全部由地方选区选出。在这种制度下，区域市政局共有39名议员，其中27名由地方选区选出，另有3名当然议员和9名区议会代表。(18)
    (三)高层：立法局代议政制的启动和发展
    高层立法局代议政制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四个步骤：第一步骤，引入民选制度，港督委任民选区议员进入立法局。1983年9月1日，港督首次委任2名民选区议员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第二步骤，引入选举团组别和功能组别方式的选举制度。1985年9月26日，立法局进行首次选举，以选举团方式(由两个市政局和各区区议会的议员组成)和功能组别方式进行选举。“在12个选举团组别和9个功能组别中选出24名议员。所选出议员数目占新一届立法局56个议席的43％。”(19)第三步骤，引入分区直接选举制度。1991年，立法局首次引入分区直接选举制度。在这一届立法局60名议员中，官守议员3名，委任议员18名，由功能组别选出议员21名，由地区直选议员18名。由此，立法局实现了历史上的两个突破，即：第一次引入分区直接选举制度；第一次民选议员人数超过委任议员。第四步骤：废除委任制，议员全部由选举产生。1995年9月17日，港英政府最后一届立法局选举。立法局60名议员全部由选举产生，其中30名由功能组别选举产生，20名由地方选区选举产生，10名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立法局主席由议员互选产生。(20)
    由上可见，香港代议政制不仅全面启动，而且进展神速。港英政治制度在英国撤退前的15年里，从港督集权、委任议局模式发展到三层代议政制模式；立法局从委任制发展到民选制，从间接选举制发展到直接选举制，从部分直选制发展到全部直选制，其速度超过了英国400年议会民主制度的进程。对此，英国上议院年近90的资深议员萧克罗斯勋爵公开表示：“英国用了四百年时间才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度，而且至今还保存了一个非普选产生的上议院，相比之下，香港的民主进程已经是超速度的了。如果还要再加快，那对香港的未来一点好处也没有了。”(21)
    三、“禁止”与“超速”相悖现象的分析
    (一)英国管治香港140年禁止“民主发展”的自我诠释
    从1841年至1981年长达140年的时间里，英国极力禁止香港的“民主发展”。对此，英国做出了各种“正当化”的自我诠释，主要有以下三种：
    1.香港角色特殊：英国占领香港不单是为了香港本身，而且是为了牟取在中国乃至远东的最大利益，因此必须维持英国的直辖统治，不宜引进民选自治的代议制度。
    早在1843年6月，英国殖民地部及军事大臣就致函港督璞鼎查，明确指示：“香港的占领，不是为了殖民，而是为了外交、商业和军事目的。负责管治此地的官员，须同时负责与中国的接触和谈判，管治在中国境内的英人，处理与中国的贸易。”(22)充分利用香港，作为英国在军事、外交和商业方面向中国内地渗透的战略基地，这既是英国的一贯方针，也是英国的最高国家利益。因此，任何冲击或削弱英国对香港的直辖管治权，都是英国政府所不能容忍的。
    在英国管治香港后长达140年的时间里，香港先后六次要求实行民选自治的代议政制，但均遭到英国政府拒绝。虽然每次拒绝的理由各异，但是其最本质的一条原因没有变，即：必须维持英国对香港的直辖“殖民地”制度，不宜引进民选自治的代议制度。例如1856年英国殖民地部大臣拉布切尔在给港督宝宁的信中指出：政府搜集民意的渠道极多，不必采用选举方法；尤其重要的是，英国统治香港不单为了当地利益，而且是为了要发展英帝国与中国的关系，为了推动英国在东方的商业利益和文化进步。这些特殊角色，要求英国必须维持在香港的直接管治。(23)
    2.香港人口结构特殊：华人占绝大多数，不能只给予英籍居民选举权。
    从港英政府建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香港英籍居民先后四次关于政制改革的要求均遭到英国政府拒绝，而每次拒绝的理由总是：香港华人占绝大多数，如果只给予英籍居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会漠视华人的利益。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巩固，这是港英政府自管治香港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强大的中国因素，他们惧怕中国势力在香港民主选举中的渗透。关于这一点，时任港督葛量洪写道：“1947年时预料不到的问题也发生了，这是共产党人在中国的胜利而引起的。根本的重要因素在于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掌权这个事实，而不在于掌权的是共产党人。”“在民主选举的立法之下的中国的政治影响，这是与殖民地内部的政治是不同的——它终会成为一个问题而产生不良的影响。这困难和潜在的危险直到1952年才彰显出来；基于此，我们决定不能把政制大肆修改”。(24)
    3.香港地位特殊：不能像其他殖民地那样具有自治和独立的地位，不能成立民选立法机构。
    香港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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