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没有走向没落相反却十分活跃这一现实主义同盟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制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发表了他们在同盟问题上的看法。
　　制度主义者认为，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只注重讨论同盟与权力、威胁、战争以及系统结构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却很少把同盟作为一种制度来进行研究。像北约这样高度制度化的同盟已经与历史上只有一纸盟约的同盟有很大区别（北约的“制度化”主要表现在它拥有正式的官僚机构，而该机构又拥有一套复杂的决策程序和多样化的功能），同盟理论必须考虑制度因素才能对当前北约的状况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注：Keohane,Alliances,Threats,and the Use of Neorealism, p.　174;and Robert B. McCalla,NATOs Persistence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0,No.3,(Summer 1996),pp. 445—475.）。
　　在制度主义者看来，制度化对同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制度化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同盟的存续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制度化会造就一大批其事业和前途与同盟紧密相连的精英人士，而由这批精英人士构成的人员网络会削弱原有威胁丧失给同盟带来的不利影响。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与那些没有形成一套相应的规范、程序和功能的同盟相比，高度制度化的同盟对外在环境变化的适应性更强，生命力也更强。制度化可以减少同盟成员之间的交易成本、促进成员间的合作，从而给各国带来现实的利益。由于建立新的制度通常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所以成员总是倾向于首先对原有的成功制度加以改造利用。如果原有的制度功能多样，并且能够根据新的形势制定出新的规则，那么该制度便可以维持下去。
　　在同盟问题上，建构主义者关心的是规范、认同和文化等非物质因素在同盟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非物质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 ）曾举过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英国拥有500枚核武器美国并不担心什么， 但北朝鲜哪怕只拥有5 枚核武器也会令美国坐卧不安（注：Alexander　　Wendt,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1(Summer 1995),p.73.）。他们认为， 同盟理论只重视力量分布这类物质因素是不够的，像确定威胁和选择盟友这样一些结盟的关键问题必须从规范和国家认同的角度加以考察（注：　Michael　 N.Barnett,Identity and Alliances in the Middle East, in　PeterJ. Katzenstein (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401.）。
　　在现实主义同盟理论中，沃尔特的“威胁均衡论”由于引入了“攻击性意图”这样的主观因素而引起建构主义者的特别关注。他们认为，比起先前的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沃尔特的理论是一个进步，但问题是，“攻击性意图”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威胁”的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对此沃尔特并没有给出进一步的回答，而这正是建构主义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注：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23,No.1(summer 1998),pp.186—187;and Barnett,ibid.,pp.403—404.）。还有的学者指出，沃尔特的理论在关于意识形态在威胁观念中所起的作用方面存在明显问题。“假如人们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个影响威胁界定的价值体系的话，那么沃尔特的结论便需要进一步推敲，因为当国家在意识形态团结和安全考虑之间进行权衡时，其成本计算并不是外生于它们的意识形态喜好的。　　（注： Peter　　 J.　　Katzenstein,Introduction: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　Security,in Katzenstein(ed.),op.cit.,p.28.）”
　　建构主义是近些年来刚刚兴起的一个学派，以该理论为基础进行的实证性的同盟研究还不多见，　托马斯· 锐生卡朋（Thomas　　Risse-　Kappen ）对北约的分析算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注：ThomasRisse- Kappen,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Democratic　Community:The　Case of NATO,in Peter J. Katzenstein(ed.),op. cit. , pp.355-399.）。在他的文章中， 锐生卡朋把近年来在美国颇有影响的“民主和平论”、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三者结合起来，对北约的产生和发展情况进行了诠释。其基本思路是：（1 ）民主国家之间极少发生战争，因为它们都把对方看作是和平国家。它们之所以把对方视为和平国家是因为其国内决策过程是由一套民主规范来管理。（2 ）基于同样的原因，在这些国家之间形成了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多元安全共同体。（3 ）互相视对方为和平国家和表现出来的共同体意识使它们有可能克服那些有碍国际合作的障碍，并形成像同盟这样的国际制度。（4 ）在这种制度中对各国间相互作用加以管理的那些规范应该反映共有的民主价值观，并类似于各国国内的决策规范。（5 ）这些规范将进一步加强各行为体的共同体意识和集体认同。在锐生卡朋看来，北约发展的历史为上述自由建构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注脚。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民主规范的加强和西方价值共同体的扩大，它不会妨碍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安全伙伴关系以这种或那种制度化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注：Ibid.,p.371 and p.397.）。
　　面对来自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批评，大部分现实主义者采取了批判吸收的态度（注：有少数现实主义者，如约翰·米尔斯海默，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制度很少对国家行为产生什么独立性的影响，而建构主义理论则既缺乏经验实证，也不能预测未来。参见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 (Winter 1994-95 ) , p. 47;and A Realist Reply,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summer 1995),pp.91—92.），沃尔特承认“制度化”和“认同”因素会对同盟的维持产生一定影响，但同时指出，高度的制度化并不一定带来效率，而且还可能掩盖问题，使同盟病入膏肓而不自知。虽然北约的职能现在已成功地实现了向地区“安全管理机制”的转换，但从长远来看这条路未必能走得通。从历史上来看，那些旨在消除国家间冲突的机制，如“欧洲协调”、国联和联合国等都未能阻止各国向权力政治的回归。这类机制可能有助于解决诸如难民、国际恐怖主义等一些较小的问题，但由于它们不具备独立的力量，要采取行动只能依靠其成员国，所以涉及到重大安全问题时，特别是当某些关键成员不愿采取行动时，这类机制还能发挥多大作用就很成问题了。另外，北约目前在处理安全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能力是其成员国40多年来合作的结果，这种合作本身就是特定的国际结构的产物，美国的军事存在于其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些条件，现在的“安全管理机制”是否还能继续发挥抑制安全竞争的作用令人怀疑（注：Stephen　M.　 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Survival,Vol.39,No.1(Spring 1997),pp. 166-167.）。
　　对于认同和共同体意识，沃尔特认为，尽管在某些国家间共同体意识确实在增长，但在大多数国家中这种联系与民族主义相比要弱小得多。即使在欧洲这个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也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对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的忠诚已取代了保卫国家利益的思想。虽然上述两者并不必然发生冲突，有时甚至还会相互加强，但一旦发生冲突，大多数领导人将会优先考虑本国的利益。再者，虽然一个长期存在的同盟会在其成员国之间培养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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