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认为，国家就是要不断地谋求扩大自身的权力，权力被视为目的本身。沃尔兹则认为，国家的目标是安全，而权力只是达到此目标的手段之一。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前者从个人和国家的行为及其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后果中寻找原因，主要通过分析国家之间的差异来解释政治后果。后者则认为，国家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结构，国家的行为深受这种结构的影响。共存于自助体系中的国家，其行为和后果既要从国家内部的特性，即单位层次上来解释，也要从结构层次上来解释，这样才能够全面地把握国际体系内的变化和延续（注：参见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文版序言。）。
　　沃尔兹并未对同盟问题作过系统阐述，但他的结构理论、他对两极体系和多极体系的分析、以及一些与同盟问题相关的论述却给后来学者的研究以极大的影响和启迪。这些学者中包括当前在同盟研究领域中十分活跃的格伦·施奈德、斯蒂芬·沃尔特、柯庆生和杰克·施奈德等人，正是他们在近十几年中将同盟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1.格伦·施奈德和“同盟困境”理论
　　格伦·施奈德对同盟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同盟困境”的研究。　在分析同盟成员之间的关系时，　他借用了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在分析核武器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时所使用的“抛弃”（　　abandonment）和“牵连”（entrapment ）两个概念（注：　 Michael　　 Mandelbaum,The Nuclear Revolution: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Hiroshim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chap.6.）。“抛弃”的形式有多种多样，比如说盟国解除盟约或与敌国结盟。由于在多极体系中同盟从来都不是绝对稳固的，所以被自己的盟国抛弃的担忧也总是存在的。“牵连”则意味着因盟国的利益而被拖进一场冲突，而那些利益本国却并不能共享或只能部分共享。施奈德指出，任何结盟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被“抛弃”和“牵连”之间进行权衡。盟国必须表明自身的价值，以免被其伙伴所抛弃。但问题是，一个想“表忠心”的国家会更容易被其盟国拖进一场它不希望或者不必然发生的战争中去。相反，一个担心遭受“牵连”而打算与盟国拉开距离的国家又要冒被盟国抛弃的风险。国家在这两者之间该如何权衡？这便构成了“同盟困境”的第一层含义。“同盟困境”的第二层含义是，一国如果为避免被抛弃而选择强化同盟，那便有可能引发对手的敌意，从而加剧紧张局势，到头来事与愿违；而一国如选择弱化同盟，则又可能促使那些抱有扩张主义目标的对手得寸进尺。同盟不仅是盟国之间的博弈，同时也是与对手国之间的博弈，需要谨慎从事（注： Glenn H. Snyder,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Politics,pp. 466-467 and p.494.）。
　　格伦·施奈德还比较了两极和多极状态下“同盟困境”的差异。他指出，由于在两极体系下，被盟国“抛弃”的风险要比多极体系下小得多，所以“同盟困境”的情况不那么严重，在处理与敌国的关系时，盟国之间可以奉行独立、甚至互相矛盾的政策，而不怎么担心会因之被伙伴抛弃。施奈德用他的理论分析了80年代初美国与其欧洲盟国之间因部署中程导弹问题而引发的危机，认为只要两极体系的结构不发生变化，北约便不会解体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注：Ibid.,pp. 483 —489　and　pp.494—495.从格伦·施奈德的文章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沃尔兹的影响。）。
　　　　2.沃尔特的“威胁均衡论”及其批评
　　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沃尔兹曾将国内政治中“看风使舵”的行为模式引入国际政治研究（注：沃尔兹将这一术语归功于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 参见Kenneth　Waltz, Theory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ss.:Addison Wesley, 1979) , p.126.但根据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的考证，最早使用“　看风使舵 ”一词来描述同盟行为的学者是昆西·赖特（　 QuincyWright），此前沃尔弗斯也曾使用过这个词。）。沃尔兹把“看风使舵”当作与制衡相对立的一种结盟模式：看风使舵是指加入到较强大的一方，而制衡则是指与较弱的一方结盟。沃尔兹认为，由于各国追求的目标是安全和维护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权力，所以相互制衡而不是看风使舵是国际体系中更常见的行为。“二流国家若能自由地进行选择的话，它们会涌向较弱的一方。这是因为，正是较强的一方才对它们产生了威胁。（注：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译本，第152—153页。）”
　　沃尔特接受了沃尔兹上述的基本观点，即制衡是比看风使舵更常见的一种行为，但他同时也在沃尔兹的理论中发现了问题。针对沃尔兹对体系中力量分布的强调，沃尔特指出，二战之后的美国在各个方面都要比苏联强大，“如果各国只关心平衡权力，我们本应看到许多美国现在的盟国都去与苏联结盟才对。（注：Walt,Origins of　Alliances,　p.275.）”这与现实情况不符，因此， 有必要对此前围绕势力均衡展开的同盟理论加以修正。
　　沃尔特认为，在同盟研究中，权力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国家之所以结盟，更确切地说是对“威胁”所作出的一种反应。伴随着“威胁”代替了“权力”，“均衡”和“看风使舵”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按照沃尔特的定义，“均衡”是指“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会与其他国家结盟来反对施加威胁的国家”；“看风使舵”则是指“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会与最具威胁性的国家结盟”。至于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威胁性，主要从4个方面来衡量，即综合国力、地缘的邻近性、 进攻性力量以及攻击性意图（注：Ibid.,pp.21—28,and p.32.事实上， 国家结盟以对付外来威胁的观点在沃尔特之前就有学者提出过， 参见Wolfers,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p.183;Rothstein,op.cit.,p.53,pp.58-59;and Holsti et al.,op.cit.,p.88，但将之系统化、 理论化的工作却是由沃尔特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威胁是由客观性的力量与主观性的意图两方面因素结合而形成的。
　　沃尔特继而列出关于国际同盟的5个假设：（1）国家结盟以对抗外来威胁（均衡）；（2）国家与外来威胁国结盟（看风使舵）；（3）国家与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结盟；（4 ）国家与向它们提供援助的国家结盟；（5 ）国家同那些成功地对其进行渗透并操纵其国内政治的国家结盟（注：Ibid.,chapter 2,pp.17-49.）。 为了对这些假设的有效性和相对重要性加以评估，沃尔特对1955年至1979年间中东地区的同盟演变情况进行了系统考察，最后得出结论：首先，外来威胁是结盟的最重要的原因；其次，面对外来威胁，国家的结盟行为通常是制衡而不是看风使舵；而意识形态、经济援助和政治渗透在同盟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注：Ibid.,pp.263-269.）。沃尔特的上述理论被称为“威胁均衡论”。
　　正如沃尔特本人所说的，威胁均衡论“是对传统的势力均衡论的一种改进。（注：Ibid.,p.263.）”它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国会去结盟对抗最强大的国家（假如其权力使它成为最危险的国家），而且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国会去结盟反对另一个并不一定是最强大的、但被认为是最具威胁性的国家。同时，由于该理论建立在系统的实证考察的基础之上，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注：沃尔特在《同盟的起源》一书中共分析了中东地区36个同盟的情况。后来他又对另外几个地区的结盟情况进行了考察，进一步印证了他的理论。参见Stephen　M.　 Walt, 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The　Case　of　South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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