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的党派有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印度教大斋会、穆斯林民族主义党派、正义党、激进民主党、印度共产党、印度劳工联盟、全印妇女大会。就种族群体而言，内阁使团邀请了锡克人、帕尔西人、低级种姓、全印被压迫阶级联盟、印度基督教徒、印度欧洲人协会等方面的代表，听取他们对解决印度问题的建议。可见，内阁使团所接触的面是非常广泛的，所获取的信息应该是很全面的。事实上，内阁使团方案也尽可能综合了各方面意见，他们所做的工作实际上也为蒙巴顿后来的工作提供了好的基础。
    内阁使团在与穆斯林联盟领袖会谈时明确拒绝了真纳提出的“大巴基斯坦方案”，即巴基斯坦包括旁遮普和孟加拉及其他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在内阁使团看来，印度教徒在旁遮普东部和孟加拉西部的很多地区(包括加尔各答在内)占多数，如果要分裂，那么这些地区也得从巴基斯坦分割出来。如果将这些地区分割出来，巴基斯坦东、西两部分相隔遥远，无论在防卫还是行政管理上都是不可行的。再者，被分割出去的地区都是旁遮普和孟加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一旦这些地区被分割出去，巴基斯坦的生存能力就极为有限的。此外，内阁使团也考虑到英属印度的分裂会给印度土邦的归属带来麻烦。土邦要么独立，要么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这样，印度就会“巴尔干化”。这是与艾德礼政府维护印度统一的意愿相悖的。
    为了使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在临时政府和制宪问题上达成协议，内阁使团和总督可以说想尽了办法。看到印度不断升级的种族骚乱，看到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在一些非原则性问题上纠缠不休，内阁使团和总督，当然也包括英国国内的政府，都非常着急。1946年5月5日至12日，内阁使团和总督召集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领袖在西姆拉举行会谈，但未能获得成功。
    5月16日，内阁使团发布声明，提出了解决印度问题的方案，通称为“内阁使团方案”，主要提出了关于印度政府体制和宪法制订的建议，如建议联邦中央政府只掌管国防、外交和交通事务，权力相对有限，而各省和省集团享有除上述事务外的充分的自治权。一些人也许因为看到方案给予各省和省集团以较大自治权而认为它孕育着印度未来的分裂，因而将它视为一个分裂印度的方案。但是，地方政府拥有较大自治权与分裂还是有着本质差别的，分裂并不是地方自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况且，在穆斯林对印度教徒多数种族的统治感到非常恐惧、强烈要求建立独立的巴基斯坦主权国家的时刻，不给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以较多自治权，那恐怕是穆斯林联盟难以接受的。在宪法的制订方面，方案提出了制宪会议代表的确定方法和制定宪法的程序，印度土邦也被纳入这一程序中，强调要制定一部统一的印度联邦宪法。
    内阁使团方案公布后，印度各界都发表了意见。5月17日，甘地在《哈里真》发表文章说，“内阁使团提出了某种他们可以引以自豪的东西”，“它包含着将这个悲伤的国家变为没有悲伤和痛苦的国家的种子。”(29)5月20日，他寄给克里普斯一篇文章表明，在对内阁使团和总督声明进行了4天仔细研究之后，“我的看法依然是，它是英国政府在目前环境下所能做出的最好的文件。内阁使团始终没有沿袭英国的传统、利用‘由英国人在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之间制造的分歧。’”(30)甘地在这里将艾德礼政府的对印政策与英国保守党或自由党政府的对印政策区分开来。国大党主席阿扎德也认为，“内阁使团方案为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所接受在印度自由史上是一件辉煌的事件。它意味着印度自由的难题可以通过谈判和协议解决，而不是通过暴力或冲突的方式解决。它好像表示种族难题也解决了。”(31)
    全印穆斯林联盟委员会于6月6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于6月25日通过决议，都有保留地接受了内阁使团方案。国大党要求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而穆斯林联盟则要求保留退出联邦的权利，但两党都表示将参加制宪会议，以制定一部新印度宪法。(32)这透露了一线和平统一地解决印度问题的希望。令人遗憾的是，新任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在7月10日发表的国大党政策声明使全印穆斯林联盟委员会在7月29日通过决议，撤销了对内阁使团方案的接受，宣布为建立巴基斯坦而可以不择手段，并宣布8月16日为“直接行动日”。这意味着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再也没有进行合作的可能。加尔各答大屠杀和随后几乎全国各地都发生的教派仇杀，意味着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和谐相处不易实现，印度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因此，就印度领袖自己断送了合作的机会而言，他们应该对印度的分裂负很大责任。
    关于蒙巴顿与“蒙巴顿方案”
    “蒙巴顿方案是一个露骨的‘分而治之’的帝国主义方案。”(33)如果孤立地看，这一结论是正确的，因为分治工作基本上是按照它的框架进行的。但是，在对蒙巴顿本人或艾德礼政府的对印政策进行评价、确定蒙巴顿或艾德礼政府对印度分裂应负的责任时，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也许，我们还有必要了解这一方案出台的特殊环境，弄清楚是谁作了这样的选择。大量事实证明，方案是印度领袖自己选择的，因此，造成印度分裂的很大一部分责任应由他们承担，而不应由方案的制订者和执行者承担。
    与艾德礼、克里普斯、劳伦斯等人一样，作为分治方案的制定者，蒙巴顿对印度有着深厚的情意。20世纪70年代初，蒙巴顿在接受科林斯的采访时一再表明了他和夫人对印度人的感情：“我和我夫人(埃德温娜)都爱这个国家和民族。我们热爱印度和印度人。”(34)“我重申，我一直热爱印度。我带着这种强烈的感情到印度。请记住我在那儿度过了令人难忘的一天，我在那里与夫人订了婚。你必须深信一件事，即我喜欢印度人。我的家人喜欢印度人。那是真挚而纯洁的感情。”(35)总督夫人埃德温娜对于印度和解决印度问题所显示的爱心、所起的作用也为人们充分认识到了。总督夫人不仅具有非凡的女性魅力，而且思想自由，没有任何肤色、种姓或种族偏见。她一开始就不仅在社交方面帮助丈夫，赢得了甘地、尼赫鲁和真纳对她非同寻常的情意，而且，以惊人的勇气时常陪同总督出现在发生种族骚乱的地方，到医院和避难所，帮忙处理问题，经常到医院、学校、机关和红十字中心慰问。
    作为分治方案的主要制定者，蒙巴顿并不是没有为维持印度统一而尽自己的努力。他向科林斯表明，“我们可以留给次大陆的伟大遗产之一就是印度的统一，印度的分裂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我要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分裂。”(36)在与印度政治领袖谈话时，他一再表明了维护印度统一的愿望，尤其在与真纳谈话时，多次表明艾德礼政府维护印度统一的立场。1947年4月8日，蒙巴顿在与真纳会谈时试图再次要真纳接受内阁使团方案。在遭到真纳的坚决拒绝之后，他要真纳提出分裂的理由，并根据他的逻辑指出，如果印度分裂，那么旁遮普和孟加拉也要分割，而这是真纳所不愿意接受的，蒙巴顿希望以此打消真纳分裂的念头。(37)4月9日，在真纳再次请求蒙巴顿不要给他一个“虫蛀的或残缺不全的巴基斯坦”时，蒙巴顿再次指出，尽管他还没有下决心同意还是不同意分裂印度，但他简直不能设想，同意分裂印度而不同意因同一问题而引起的任何省的分裂是多么的矛盾。他告诉真纳，真纳力图使他放弃一个统一的印度的想法是一个极大的悲剧。他向真纳描绘了一个统一强大的印度可以实现的蓝图——4亿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人民都维系在一个强大的联合政府统治之下，凭借日益增强的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实力，印度将作为远东最进步的、独立的主体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蒙巴顿还对真纳说，目前的临时联合政府的工作一天比一天好，并更具有合作的意识；他还梦想象甘地建议那样，由真纳担任中央政府总理。真纳自己也说没有什么比看到这样的统一能带给他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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