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带有大党主义色彩的政策声明促使穆斯林联盟撤销部分接受内阁使团方案的决议，并宣布为建立巴基斯坦国家而不择手段，采取“直接行动”，加尔各答大屠杀及随后蔓延各地的种族仇杀，使合作的希望完全丧失；正是已经执掌临时政府的国大党不愿意让穆斯林联盟加入，不愿意做出在常人看来并无不妥的让步，使本来就没有任何信心与国大党合作的穆斯林联盟领袖彻底失去合作的意愿，使真纳接受了他曾经宁愿接受内阁使团方案也不愿意接受的“小巴基斯坦方案”。在考察了8月16日以后加尔各答等地发生的种族大屠杀惨相后，为了实现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和解，让穆斯林联盟早日加入临时政府，使印度问题在保持印度统一的条件下得到解决，韦维尔总督在1946年8月27日召见甘地和尼赫鲁，将一份由他草拟的“为了种族和谐”的声明递给他们，希望他们明确声明国大党接受内阁使团方案，但他的建议遭到甘地和尼赫鲁的坚决拒绝，甘地甚至对总督吼叫道：“如果印度要一场大屠杀的话，那就让她要吧！”(14)在加尔各答大屠杀才过去一周多时间，并且种族复仇还在印度各地不断发生的情况下，甘地这种态度确实是不可理喻的，以至于使总督为在这种心态的领袖领导下的印度的未来表示担忧。
    第四，真纳、利亚奎特等穆斯林联盟领袖的作用。没有他们的领导，穆斯林联盟势力的发展也许没有那样迅速。不过，非常有必要强调的是，作为印度少数种族的代表者，在国大党的印度教色彩越来越强烈、一党独大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并欲置穆斯林联盟于绝境的时候，穆斯林联盟所做出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况且，真纳起初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穆斯林联盟也并非一开始就提出了建立穆斯林国家的目标。1930年12月29日，伊克巴尔在阿拉哈巴德召开的全印穆斯林联盟会议上提出建立联邦制下单独的穆斯林国家的主张，但穆斯林联盟领袖认为这是一位超凡脱俗的诗人和哲学家的幻想，以至于大会的决议根本就没有提及这一建议。(15)1933年，在剑桥学习的拉赫马特等三名穆斯林学生提出建立独立于印度之外的“巴基斯坦”的主张，穆斯林联盟领袖仍然视之为一个不切实际的学生方案，此时居住在伦敦的真纳甚至拒绝拉赫马特与他讨论“巴基斯坦”设想的请求，因为真纳对民族统一仍抱希望。(16)在1937年省立法会议选举中，穆斯林联盟提出的竞选纲领也与国大党的相近，提出了进步的民族主义要求，而没有特别强调穆斯林种族要求。(17)只是在国大党取得大选胜利并在绝大多数省成立国大党政府、对穆斯林联盟采取排斥打击措施后，穆斯林联盟才迫切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危机和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的必要性，因而才有了1940年3月23日通过的“拉合尔决议”，即“巴基斯坦决议”。(18)
    关于内阁使团及内阁使团方案
    为了帮助印度各党派达成一致，尽快制定新印度宪法，使印度尽快实现独立，1946年2月19日，首相艾德礼在下院、印度事务大臣劳伦斯在上院分别宣布派由劳伦斯、贸易大臣克里普斯和海军大臣亚历山大组成的内阁使团出使印度。
    也许因为这一决定的宣布刚好是在孟买皇家印度海军起义的第二天，在一些学者看来，这一决定似乎是在起义爆发后才匆忙做出的。实际上，英国政府早就酝酿着派内阁使团前往印度的计划。1945年12月初，印度事务大臣私人秘书特恩布尔就建议派由内阁成员组成的使团到印度，以便为移交权力营造良好的气氛。(19)1946年1月5日，英国政府派出由6名工党议员、3名保守党议员和1名自由党议员组成的议会代表团访问印度，目的在于加强英国政治家和印度政治领袖之间的了解，并为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领袖之间的沟通提供机会。1月17日，劳伦斯正式向首相提出派遣内阁使团的建议。22日召开的内阁会议接受劳伦斯的建议，并将这一决定告诉总督韦维尔。2月11日，内阁会议同意艾德礼首相的建议，确定内阁使团由劳伦斯、克里普斯和亚历山大组成。(20)因此，派遣内阁使团并不是艾德礼政府对皇家印度海军起义所做出的反应。
    有学者认为，内阁使团“在印度各民族、各教派和各社会集团之间及其内部进行挑拨离间，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内阁特使团到印度后，挑拨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关系。”(21)“工党内阁特使团到达印度的时候，也正是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印度两个最大的政党卷入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派冲突的时候，内阁特使团不仅没有推动印度民族的团结，反而促使其分裂。”(22)在这些学者看来，既然内阁使团有意要印度分裂，那么，他们所制订“内阁使团方案”也就必然是一个分裂印度的方案。
    笔者手头没有关于亚历山大在出使印度前对印态度方面的资料，不敢对他妄加评论。但是，对于印度事务大臣劳伦斯，尤其是在内阁使团中起核心作用的克里普斯却可以提供一些情况。劳伦斯在讨论1926-1927年度预算时就与J.斯克等工党议员提出印度军队应该印度化的主张，在他们看来，如果军队不印度化，那么，印度就不可能实现完全自治。(23)1927年，在保守党政府任命检讨《1919年印度政府法》实施情况的立法调查团成员时，劳伦斯和斯波尔等工党议员主张调查团应由英国人和印度人混合组成，让印度人也参与立法调查工作，从而让他们有机会在印度未来的立法中发挥作用。(24)若从这两件事情判断，劳伦斯对印度是没有恶意的。
                           


    在艾德礼政府中，克里普斯是对印度问题最有发言权的人，而他对印度的态度也是比较友善的。1938年6月，克里普斯和工党领袖艾德礼与尼赫鲁在克里普斯在科兹沃德的寓所会晤，集中讨论了工党执政时移交权力的条款，主要内容是由在普选和接受现有种族选区制的基础上产生的制宪会议制定统一的印度宪法，印度欠英国的债务问题以有利于印度的方式解决。(25)在林利斯哥总督单方面宣布印度参加对德战争、英国政府与国大党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克里普斯于1939年12月将他与艾德礼和尼赫鲁在1938年讨论过的方案带到了印度。1942年3月，身为战时内阁掌玺大臣的克里普斯被派往印度，他在与印度各方协商后，提出“克里普斯方案”，表明“我们的目的是给印度人民以充分自治，让他们享有制定自己宪法的完全自由”。(26)尼赫鲁针对克里普斯方案发表意见说，“我觉得克里普斯爵士对印度是善意的，而且希望看到一个自由而统一的印度。”(27)
    至于内阁使团成员，当时的国大党主席阿扎德在其回忆录《印度赢得自由》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这里，我要对内阁使团进行谈判的方式表示感谢。斯塔福德(即克里普斯)是一位老朋友，我已发表了对他的看法。在此以前，我没有见过劳伦斯勋爵和亚历山大先生，但是，他们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劳伦斯所显示的同情心和理解尤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虽然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人，但有着年轻人的意识。他的诚挚、对印度深深的热爱及对我们的困难的准确估计令我们对他所说的任何事情都予以最大的关注。”(28)如果阿扎德这番话是在与内阁使团告别的场合说的，那么就可能含有恭维的意味，但是，因为是阿扎德在事隔多年之后写在回忆录中，就可以排除恭维他们的可能了。阿扎德虽然是穆斯林，却长期担任国大党主席，并且是最坚决地反对分裂印度的国大党领袖，他的观点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因此，从国大党领袖对他们的看法判断，内阁使团对印度并无恶意，而是怀有善意的。
    既然艾德礼政府希望维护印度的统一，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英国的各种利益，内阁使团成员对印度都怀有善意，那么，他们怎么可能在印度挑起党派之争而要分裂印度呢？
    我们再具体看一看内阁使团在印度期间(1946年3月23日至6月29日)的所作所为。内阁使团到印度后，立即与总督行政会议成员会谈，与印度各党派代表、各种族群体的代表会谈。邀请参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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