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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斥自由主义：一个观念与行动的交互分析


  任剑涛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2年第1期


  摘要：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政治家从政治运作层面上对于自由主义的拒斥，与思想家从思想层面上对子自由主义的拒斥，共同构成了自由主义被排斥于中国现代政治生活领域的两种原因。而且由于政治家与思想家的拒斥发生了交互的影响，更注定了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被曲解的命运。本文通过对于这一交互关系的揭示，凸显了自由主义被误会和自误的历史内涵，并从中分析了告别妖魔化自由主义对于中国现代转型的重要意义。


 


  现代意识形态的三大体系——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命运是大为不同的。相比较而言，自由主义的命运最为可悲，它遭到了最为坚决的拒斥：从思想层面上讲，它未能抵抗激进主义的进击和保守主义的消解。从实践层面上讲，它未能化解政治人物的敌意和排拒。自由主义由此成为退隐于现代中国历史运作舞台背后的惟一的现代意识形态。但是，自由主义却是最能与现代进程相统一的意识形态。就此而言，现代中国之拒斥自由主义，就具有了必予认真考察的思想史主题的意义。


  拒斥之作为行动


  自由主义之受到现代中国的拒斥，从总体上来讲，体现为一种连贯的中国现代社会思想文化现象。而分开来看，则表现为两种似乎没有关联实际上相互支撑的拒斥状态：一是政治家在政治运动的组织过程中对于自由主义的组织化拒斥；二是思想家在西方现代思想的接引与创造中对于自由主义的松散性排拒。前者的拒斥，因为必然借重政治权力与社会运动，因此可以说是一种行动取向的拒斥；后者的拒斥，因为依靠的是思想力量与逻辑论证，因此可以说是—种观念取向的拒斥。二者构成拒斥自由主义这一个问题的两个面向。


  首先分析一下前者的拒斥。这一分析，可以从两个视角人手：其一是从现代中国政治家趋同的一般反应上看；其二则是从政治领袖之作为典型人物的影响力上来看。


  从一般角度讲，政治家对于自由主义的拒斥，是从社会的现代运动之如何可以便捷地组织这一视角着眼的。他们对于自由主义的拒斥，一般的理由不外有四：其一是因为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精神相左。中国传统重群体的精神与自由主义重个体的精神，在此处于一种不能兼容的状态；其二是因为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宪政制度在中国的实践后果令人失望。20世纪初期晚清以及北洋军阀的宪政实践为其提供了支撑；其三是因为以自由主义为精神支持的西方，太具有侵略性而缺乏公平对待弱势民族的善意。中国近代的创伤记忆为其作出了证明；其四是因为自由主义对于现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具有消极作用，不利于对一盘散沙式的中国社会进行强有力的组织，以便使得中国社会结构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当然，政治家以上述理由对于自由主义所作的拒斥，相对于自由主义之难以作用干中国现代社会这一问题而言，肯定是致命性的。这是因为：其一，由于中国的现代起点与现代的政治社会组织扣合在一起，因此政治家是现代中国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他们的价值主张与人格魅力，足以对刚刚开始形成的中国入现代观念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其二，政治家在现代中国当然地是社会工程的组织者与实施者，他们可以付诸组织力量将自由主义排斥在进人现代社会组织过程之前；其三，现代早期的中国政治家是集政治权力、思想领袖于一身的人物，他们通过自己的著述，对于思想理论界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制约作用：


  后一排拒，因为是相对于政治家实际地发挥的行动性作用而言的，因此对于自由主义之无法影响中国现代思想与现代行动方案的实质构成，是根本性的。因为：其一，无论现代中国来自何种党派、何种文化教育背景、何种地域，具有何种价值理念、政治主张、理想目标、人生追求的政治权威人物，对于自由主义，均同样采取毫不客气的拒斥乃至诋毁态度。这就产生了一种有效的拒斥自由主义的社会．文化氛围；其二，政治家们都将中国现代化的耽误，归之干携带自由主义观念而来的西方侵略者。于是自由主义一进入政治生活领域，就被强势人物成功地妖魔化了：这就促成了一种拒斥自由主义的现实基础；其三，政治家们都将中国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严格组织起来的那种集权主义式的思想与行动主张上面。这就营造了一种悬置自由主义之后的、解决中国问题的倾向性思路。


  简而言之，由于政治家主要是借助于思想来展开行动的人物，他们并不是在书斋里对于自由主义进行玄思的思想家与学问家，故而，他们拒斥自由主义的主张，对于自由主义正常地发挥其强劲的现代功能，产生了无可挽回的致命性伤害


  从典型个案上看．就政治家对于自由主义遭到拒斥而产生了历史性影响的，则以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两个重要政治领袖人物为代表：一是开辟了中国“现代”社会运动大局的孙中山，二是领导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蒋介石。相比较而言，奠定蒋介石精神底蕴的是被国共两党共同视为“现代”中国创始人的孙中山。孙中山的政治著述不少，但是短篇幅的《建国方略》体现了孙中山的基本政治主张。而他的《建国方略》实际上体现的排拒自由主义的心态，是一目了然的。从同情的角度看，孙中山对于自由主义所要求的宪政政治是认同的，合则他不会将宪政视为中国现代政治运动的预期目标。但是，当他将宪政的落实限定在一个僵化的格局之中时，他事实上也就限死了中国通向宪政的道路。这可以从他指谓的中国通向宪政之路的几个论述基点上看出来。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中国现代政治的观念根抵，以三种递进的政治形式为中国建设宪政制度的基本关联结构，以三种政治形式各自的制度要素的刻画为其能够递进的条件与动力，从而勾画了一个以五权宪法为架构的现代中国政治框架。分析起来，孙中山的论述，结果预定的是宪政，但是起点和过程却都是消解宪政的。以三民主义言，孙中山将民生主义放在第一位，顺延下来的才是民权主义，然后才是民族主义。其实，对于建立在“民族－国家”架构基础上的现代政治来讲，现代民族的生成与人民主权的保障、民生问题的解决，本是冶于一炉的。宪政民主乃是一种将政治的活性实践与理想建构完全勾联在一起的完整政治形式：而且，即使要将三者的起点与延伸作一个勉强的区分．那么一定是现代民族诞生在先，民权落实为其奠立政治格局，而民生问题方可以期望得到较好的解决。而不是以蔑视民众的起码智慧作为前提，将政治家（同时也是教育家）的作用夸大为宪政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因素。这种政治构想，显然是一种完全脱离实际政治的玄想产物：在实际的政治操作过程中，没有民权保障的解决民生问题，从来就不曾有过，至多只能为事实上的专制者以给民众小恩小惠换得对于专制的忍耐提供思想援助同时．孙中山想象的队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的递进之路，事实上是一条完全元法行得通的道路。因为政治的支配性逻辑是权力逻辑．一种没有得到有效限制的权力体系（军政），绝对是不可能自动地自我限制并走上通向宪政道路的孙中山完全无视这一政治史事实，因此他只能成为一个“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他的构想越是顺当，就越是不具有可行性。


  蒋介石后来继承了孙中山的这一大思路。并且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权，成功她将中国政治格局限定在孙中山所指的第一阶段。这种情况当然不能归诸蒋介石的个人品质，而是因为权力逻辑使然一一权力只有撼倒了足以对抗它的自由（权利）之后，它才足以成为支配性的成独大的，它也才足以按照某种政治领袖预设的愿望去完成某种政治理想——令人叹息的是，这种理想早就蜕变为它的反面。对此可以从蒋介石20世纪初年代掀起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以及40年代刊布的《中国之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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