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中的中国现代化过程起到渐进积累的正面作用：而且，由于早期自由主义者在领会自由精神的基点问题上没有能力保持一种捍卫自由并与传统对接的高度警觉．往往与激进主义的反对传统思想恰相一致．使得自由主义因此处于一个既无法与激进主义真正同盟．而又被保守主义排斥的双重尴尬境地．在一个激进主义成为中国推动现代化运动的精英们的基本共识的情况下，自由主义之被激进主义挤出影响中国政治走向的中心舞台．就不是什么令入奇怪的事情。而国民党时期的“蓝衣社”运动．与后起的激进社会主义思潮乃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干中国现代的思想与运动发生同质性的影响．也就事属正常 其次，分析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说起来，保守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拒斥，是由于它忘记了保守主义是对于具有自由天性的传统的保守，而不是以民族自尊心来保守自己的传统。因此，近现代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一开始就将自己的价值立足点搞偏了。当时，由于自由主义者也在一开始，将自由在中国现代进程中的落地生根希望，寄托在与传统的成功对峙基点上面，因此，它也就为保守主义以保守传统遗产为号召，拒斥自由主义提供了方便法门。余英时说，“中国经过‘五四’，先是否定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认为是负面的，是现状造成的主因。如果想改变现状，就先要西方化，或近代化，或全盘西化。西化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以民主与科学为主流的欧美传统。”它种对峙性关系一旦从“五四”下延及今，就使得自由主义断绝了传统的脐带，而且与一切认同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处于十分紧张的对抗状态之中。像现代新儒家的兴起，就是为了“拨正”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合谋”的全盘反传统主义。由于自由主义者对于传统的反对，他们对传统的整理自然是掉以轻心的。因此，传统中那些可以与现代价值吻合的思想基因，几乎完全不为他们所注意。倒是保守主义者们，尤其是那些认同现代政治基本价值的保守主义者们，挖掘出了传统中足以与自由主义相吻合的文化遗产。这就将自由主义者置于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们竟然想悬空地将自由民主的现代价值与政治组织方式空降到中国来！这确实抓住了自由主义的“犄角”。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被保守主义者抢占了思想的制高点的情形下，确实处在一个自己被保守主义者拒斥于传统大门之外，而由保守主义者自己将中国自由主义者倾心的现代价值带入了中国文化的尴尬境地之中。加之保守主义在伸张自己的这种主张时，对于思想的技巧特别讲究，就更是凸显了自由主义者在伸张自由时的幼稚状态。他们以文化的力量将自由主义依靠逻辑的力量想做的思想事业，推进了一步。这使得自由主义处于一种自然而然的被排斥状态。可以说，激进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排斥所起的作用，远远不如保守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被排斥所起的作用。


  再次，讨论自由主义自身的歧路。从自由主义一进人中国文化语境之后的思想格局来看，自由主义对于自己的理论言路就不是十分清楚的。早期引自由主义进人中国的那一代自由主义者先存而不论。就从较为成气象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那一代自由主义者来看，姑且不说他们对于自由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对置化处理所导致的自由主义的尴尬处境，就是以他们对于自由与公正关系的倒置、自由与平等关系的错位、现实效用与长远功能的利弊来讲，他们就没有能够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有效传播开辟一个好的地盘。虽然今天这样评论那一代自由主义者，似乎有失公允。但是，他们对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尴尬处境，确实要担负主要的责任。


  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这种失误。一是从西方国家留学回国，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对于自由主义干中国现代转型作用的认识上所发生的问题。这中间尤其引人注意的是30年代那批本来同情甚至说是认同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留学生放弃自由主义的言论。像后来对于中国现代政治学发展产生过相当影响的政治学家、留学哈佛大学的钱端升，就可以作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典型来看。他对于民主价值本是具有信仰的。但是，在面对中国的实际政治出路问题时，他却认为专制乃是一个好的选择。“至今我仍对把普通民众作为它的首要考虑对象的政府抱有无限的希望，对丝毫不问民众利益的专制政府深感痛绝。但是，我不能不对这样一种政府形式感兴趣，即这种政府是组织良好、富有理想的，并且是能够为民众利益考虑的，哪怕这种政府是个专制政府。”于是“极权国家是绝对必需的”。而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张金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陈之迈，也持类似于钱端升那样的观点。这些接受了正宗的西方自由民主宪政文化熏陶的人士所发出的议论，表明他们对于自由主义的价值认同与对于极权主义的实际政治选择，处于一种矛盾并存的状态。就后者而言，他们已经站在完全的效果立场来势利地看待自由主义，由此钱端升才议论道“既然独裁确实能够促进大部分人的（几乎是全体人民的）幸福，那么任何人就不能因其压制了少数人的自由而坚持要求民主，民主在谋划人们利益的方面，是不能与独裁等量齐观的。”正是基于这种目光短浅的势利眼光．像钱端升那一辈专业政治学家，已经无法承担起传输现代政治理念给中国人的重任。他们将自己本可以担当的责任向后推移了、这种自由主义者的自误．在今天看来，还是非常令人痛惜的。二是像胡适那样的坚定自由主义者，对于自由主义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基础的论证，所具有的理论的冒弱和实践的幼稚特点，对于自由主义得以影响中国现代转型发生的消极影响。在理论上，胡适从来就没有能够将自由主义的真精神交代给中国人，他是以顽强的信念来支撑自己对于自由、民主。宪政的理论选择的。而当他从理论上来阐述这些观念的时候，他要么将自由与道家的逍遥混淆，要么将自由视为“娜娜的出走”：在付诸实践问题时，他吁求的“好人政府”则显示了他没有能力在中国指认出自由主义的代表阶层，而为自由主义奠定成长的社会基石。’


  与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从倾向民主转变为认同专制不同，40年代自由主义者对于自由理念的把握．显然要比30年代的前辈们坚定得多。以当时这批人对于自由主义的几种阐述来看，他们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是比较到位的。那时盛行的基本观点被论者大致概括为三种：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关联，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的贯通，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连接。这些认识，对于自由主义的丰富内涵，无疑是较为充分地凸显了出来但是，以他们对于平等的强烈诉求，表现出的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使得他们元法将底线的权利自由与自由民主的丰裕社会所特有的正义自由观作适度的区分，从而将下限自由与上限自由混为一谈。而且，当他们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平等诉求作为基础价值伸张、却又处于一种“左”“右”夹击的“统一战线”的攻势局面之中时，他们简直就丧失了以对于自由主义真精神的把握来引导当时中国政治健全发展的任何可能性。他们对于宪政制度的吁求．也就落得个被主流政治势力愚弄的困窘结局。而且以他们对于诸自由相关性的轻慢，他们实在无法将自由主义以健全的形态带给中国社会；实际政治的运转，必然造成“攻治自由主义在21世纪中国的沉寂” 告别妖魔化自由主义的时代。


  从上可见，自由主义之受到拒斥，显然来自两种交互作用着的力量：一是政治家主要地以行动为取向的拒斥，二是思想家主要地以观念为取向的拒斥：前者并不仅仅停留在行动的领域里，它要向观念的领域里延伸，所以，政治家的拒斥常常反映为他们努力著述，来对于自由主义加以批驳：后者则也不仅仅是停留在观念的领域里，它也试图借助于组织力量向行动领域里拓展。因此，思想家常常具有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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