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专制的政治冲动。就这种思想态势和行动趋向而言，二者具有一种天然的盟友关系：政治家既以自己作为政治家对于自由主义的天生反感排拒它，又以思想家的说辞作为这种排拒的理据：而思想家则总是将自己对于自由主义的观念拒斥（或误解），诉诸于政治家的组织化支持，而且极其善于从政治组织的效用上、政治权威的维护上着眼，来激发政治家对于自由主义的反感，并有效动员起社会诸方面的力量将自由主义全面丑化——妖魔化。这种妖魔化扩散于有关自由主义的各个方面：在观念层面指责自由主义涣散了民族精神，既与传统美德疏离，又与“现代”精神相隔；在制度层面指责自由主义忽视了公平，不仅有违大同宗旨，而且与民富国强的经济发展目标相左；在日常生活层面指责自由主义瓦解了社会秩序，不单是涣散了民众的信念，并且将社会打入混乱境地。于是．在政治家与思想家不约而同的拒斥中，自由主义成为近代以来最为中国普遁大众社会所陌生。因而也最为他们无端排斥的现代性意识形态。他们无法通过以对于自由主义的合理理解来全面理解他们日思夜想的现代化，而且一旦要寻找一个中国现代化迟滞的观念原因，并且在思想的层面上将其归结起来的话，自由主义总是成为被指责的焦点。


  但是。现代中国对于自由主义的拒斥，是一种接引“现代”而又拒斥“现代”的现代中国社会运动的悖论处境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就“现代”社会运动而言，自由主义与“现代”的紧密关联，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问题。就此而言，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社会运动的关联，绝不会因为意欲“现代”结果而又试图排拒“现代”过程，意欲“现代”成就而又排拒“现代”代价、意欲“观代”理想而又排拒“现代”现实、意欲现代果实而又排拒现代精神的主观意图而改变——不论是政治家的幻想，还是思想家的虚构，都不能阻止自由主义与一旦开始就无法回头的现代化进程的紧密结合。因此，妖魔化自由主义只能是一时一地政治家与思想家们思想与行动策略合谋的结果，而不可能是主宰中国现代化全过程的一种必然现象。


  因此可以说．从中国现代历史角度讲，自由主义的处境之从拒斥到接纳具有某种思想运动的必然性。


  当然，现代中国对于自由主义从拒斥到接纳的思想运动，具有其艰巨性。这种艰巨性，既是因为政治家与思想家的共同拒斥，使得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社会中被长期妖魔化了，也是因为自由主义得到良好的理论清理与广泛传播都还有相当多的难题需要解决。从前者来讲，政治家与思想家对于自由主义的妖魔化，广及各个方面，以至于任何试图化解这种丑化的努力，都得偿付高昂的代价。这种丑化如前所述地体现为，其一，将自由主义成功地妖魔化为西方侵凌中国的思想罪魁；其二，将自由主义顺当地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迟缓的替罪羊；其三，将自由主义固定地看作为一种瓦解中国民族组合力量的散漫观念。这些观念，渗透进现代中国基层民众的思想之中，具有广泛。深厚的精神土壤。从后者来看，自由主义自身的引人与所谓“创造性转化”的工作，收效还不甚显著。从严复到胡适再到殷海光，三代自由主义者因其脱离中国现代进程的理论与实践进展要求，对于自由主义之有效作用于中国社会，都限定在引进观念的范围内。后起者的思想责任与行动责任，都显然非常沉重。今天中国社会看待自由主义，依然是从过去那种拒斥自由主义的妖魔化有色眼光着眼的。


  试图将自由主义从妖魔化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并将之与现代化的中国社会运动结合起来，以期对于现代化进程提供最力健康的精神基础与活性动力，既依赖于社会运动自身的诸条件的具备，也依赖于我们能否在理论清理上告别妖魔化自由主义的思维定势。前者是外部因素，后者是内在条件。就前者而言，中国社会持续的现代运动，是走出妖魔化自由主义的深厚社会基础。因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与现代民族－国家及其运作形态完全吻合的意识形态，以及它作为论证最显完备的政治理论，和它站在理论与实践相交叉的边沿上看待并引导现代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思路，都只有在社会本身的现代性因素凸显的过程中，渐次地得到认知。这无疑需要时间和耐性。为此，自由主义者必须克服自己急于证明其现实功效的急促心态。就后者讨论，首先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对于自由主义横加指责的政治家乃至思想家，是没有认真对待过自由主义的一批人士。他们既没有认真阅读过自由主义的经典文献，也没有合理地思考过自由主义与现代进程的关联性向题。说他们几乎不懂自由主义，并不是一种危言耸听的说法。其次，就认同自由主义价值的知识分子来讲，也需要将自由主义的理论界限、历史演进、中国处境等问题作分别观，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只是基于某种理论的逻辑兴致，来加入到自由主义的大合唱之中，对于自由主义这种期于健全地作用于现代社会进程的弱势意识形态来讲，意义也是极其有限的。因为，他们会以自己作为自由主义理论新锐的追求者，而产生对于自由主义理论历史进展与实践递进问题的轻慢态度，从而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期于解决社会政治现实问题的方案，而只能托出一个期于理论完备的理想化蓝图。这对于自由主义自己显示自己为最适合“现代”之需的理论特质，只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就此而言，划分清楚自由主义的有关理论界限，进而划分清楚有关自由主义与其他现代意识形态的界限，就是极其重要的思想事务。这是绝对不能以一种乡愿式的和谐或无原则的调和来对待的事情。在此，以强调自由主义的不可动摇的理论底线，绝对重要过不讲理论价值原则的、与其他现代意识形态的所谓沟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