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一个双面观：前者代表着蒋介石的社会运动组织方式和意欲，后者反映了蒋介石试图在思想观念上制约中国社会的动机和方向。从前看，30年代的蒋介石，在政治上声称仍然是沿循孙中山的政治主张的。但是，它认定准有通过一种强有力的乃至当下显示效果的组织过程，才可以期望将衰颓的中国重新振作起来。于是，在国民党内主张向法西斯学习的氛围中，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这一运动的目的“是结合孔孟之道和现代军事伦理学，通过宣传礼仪廉耻儒家之道和”全国


  人民生活军事化“来慢慢向全国人民灌输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仅”。这项运动的“理想”是“本质上盼…·祛西斯主义”，是以“改革社会，保国保种”为号召的“全国公民的生活彻底军事化”。可见，新生活运动是由三个支点支撑而起的：一是极权主义对于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具有着决定性意义；二是军事化的组织方式是现代中国组织的惟一有效方式；三是以德治国比之于以法治国更有利于中国的现代转变。显然，这些支配了蒋介石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的基本思路，都是与主流的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制度要求悖反的。


  就后者而论，蒋介石刊布的《中国之命运》，可以说是对于他在叨年代尝试的那种社会运动形式的一个理论化努力。在这本书中，蒋介石强调的，也不外是三个问题。首先就现代中国究竟应当不选择什么样的政治意识形态进行了申论。他对那些“膜仿西洋民主制度的形式”嗤之以鼻， 而且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为同样需要反对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组织方式。”并将二者视为近代中国动荡混乱的原因，视为列强支配中国的精神基础。他怒气冲冲地说，在振兴中国的革命即将成功的时刻，“竟有假‘民主’的口号，掩护其封建与割据，以‘自由’的口号，装饰其反动与暴乱，而以‘专制’、‘独裁’种种污辱与侮蔑，加于国家统一大业，而企图使之毁灭。”因此他提醒中国人“不陷于所谓自由主义分散国家民族为一盘散沙之弊”。并且发誓道“我们中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以欧美十九世纪个人主义与阶级观念的民主制度为模型”。这就完全将自由民主视为蒋氏试图建立专制政治的绊脚石了。其与3O年代新生活运动时期蒋介石试图成为“中国的希特勒”，在精神上完全是贯通的。其次，蒋就现代中国走向富强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作为支持进行了阐述。它将古典中国的德治思想与仁政观念，视为中国迈向现代、成就繁荣富强的精神基础。他强调“诚”之作为国家重振的精神底蕴。在他所拟订的“冷后建国工作之重心”的几项条目中，心理建设上特别指出“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中国智仁勇三达德，及其所以行此达德之‘诚’字，实为我民族德性的结晶”。而伦理建设上则强调“培养救国的道德”——这种道德又在传统中国的忠孝道德中得到了源泉。于是，现代追求埋没在传统辨认之中。“现代”究竞是什么样的，简直就无从说起了。再次，蒋介石在陈述自己建立这样一种现代国家的过程问题时，一方面将孙中山的“军政”一“训政”一“宪政”进路祭出，同时，更加强调因为我们中国人古典时期享有太多的“自由”，因此，现在应当“结成很坚固的团体”，“个人不能享有像一盘散沙一样的‘自由’”至于如何结成这种团体，他开出的药方就是党化国家。“没有了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蒋氏的这一思路，大致为后未拒斥自由主义的政治家所继承。


  通观现代中国政治家对于自由主义的拒斥，恰如前述，理由基本上是接近的。而说起来，他们对于现代中国拒斥自由主义的影响，则是长程性的，这注定了自由主义之被排斥在20世纪中国政治生活之外的尴尬命运。


  拒斥之由于观念


  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自由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体系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因此，即使政治家对于自由主义进行拒斥，也可能只是表面化的。因为，以政治行动来拒斥政治思想．常常只能限制这一思想发挥其社会功能，思想的力量常常并不受政治的力量左右；因为，前者的软性特质，使得它可以在适合自己发挥作用的时机，才真正显示出它的力量感：政治家可以在它还不能发挥作用的现实社会背景条件下．对它加以压制而限制它的作用：但是，它一旦寻求到发挥自己作用的丰厚土壤的时候，政治家的压制，就难以起到什么实际的作用二倒是思想家的拒斥，由于是在思想观念上的直接批判乃至诋毁，对于自由主义的受限发挥着更大的影响力：就此而言，政治家对于自由主义的拒斥，远远不如思想家的拒斥来得有力度。思想家可以就自由主义在思想构成上的预设与盲点，加以有效批判，从而将自由主义置于思想的弱势地位，使得它难以具备思想得以传播的观念力度与思想魅力：就此而言，现代中国三大思潮的互动态势，对于自由主义处于一种被拒境地，起了更为直接而重要的作用


  在这种思想的互动态势中，以深刻影响现代中国思想的社会局面，即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格局影响现代中国社会运动的思想态势而言，两种批判与一种自误，可以说对于自由主义之作为观念体系“失宠”于现代中国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两种批判，即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一种自误，即自由主义者时于自由主义理论的误解：


  首先，看看激进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激进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主要是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的：一个问题是较为纯粹意义的思想向度，另一个问题则是思想的社会政治动员能力向度。就前者而言，激进主义者对干肉由主义所强调的思想自由、个人主义感到极端不满；就后者而论，激进主义对于自由主义所重视的民主主义、改良主义非常痛恨：从前者来分析．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是在处理诞生中的中国之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所必须的集群性问题上发生深刻分歧的。无疑，激进主义在这一问题上呈现了两种走向：在思想上激进主义对于传统的抽象集体主义．即儒家代表的那种类型的仅仅强调家庭、宗族与国家价值的集体观念，划清界限而在政治上、他们对于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的现代自由主义，也同样极端反感。因为．要想实现激进主义者期望的以迅速的社会政治动员来使得传统的中国飞跃进入现代中国．只有以高度组织起来的铁一般的党化国家，才有可能。所以，他们在政治行动上不分党派差异、意识形态教条与政治实际目标，对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个人主义大加批判．认为是一种消解民族力量聚合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这从


  蒋介石对于个人主义的痛诋上可以看出，也可以从其他党派的思想领袖对于个人主义的拒斥上瞧见。在一种迷信和推崇高度一统的政党组织的思想氛围中，主张个人主义与思想自由的自由主义，自然成为强势的激进主义的思想祭品，对此，余英时的分析是颇为到位的。他指出，“从思想的实质说，第一个循环是从‘五四’的自由主义，特别是其中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迅速地向社会主义的一端转化：“五四’时代强烈的个性解放和自我意识是对于传统的‘名教’的反抗，但此后的民族危机日深却使‘大我’淹没了‘小我’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问本无必然的历史联系，不过二者之问有一个共同点，即以群体为本位。在这一点上，二者终于合流了。而就后者，即激进主义对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民主主义、改良主义的不满，则是在重振中国的有效方法问题上发生分歧的表现。对于激迸主义者来讲，渐进的方法、改良的方法，都是一种慢药医不了急病的方法。专制极权的方法、暴力革命的方法，才是可以当下见效的方法。结合自由主义在这一主旨下面倡导的个人主义，激进主义简直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自由主义打入一个消解民族凝聚力，而使得民族处于被动挨打的一盘散沙状态的冷宫之中，使其不能对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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