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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态危机趋势的研究是７０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一个热点，它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简要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论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问题。他考察了该社会的科技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即人对自然的奴役的状况，提出了“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以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和《理性之蚀》等著作中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生态问题作为一个理论主题来加以讨论。他们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的异化、受奴役以及人类的解放问题联系起来考察，认为人对人的统治以人对自然的统治为基础，而人的自由解放以自然的解放作为前提条件。在现存压抑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异化的状态中，人类凭借科技进步，使用技术手段，将自然作为征服、掠夺的对象，从而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而在未来的自由社会中，将发展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从而避免生态危机。卢卡奇、霍克海默等人的这些观点构成了后来特别是７０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问题讨论先导。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中对生态危机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论述得最多和最充分的人物之一。他在６０年代中期到７０年代初期的一系列著作中继承和发挥了霍克海默等人关于对自然的统治构成人对人统治基础的论点，认为，对自然进行愈加有效统治的科学方法，“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统治提供概念和工具”，“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处处得到合理化——技术合理性是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理性”；［（１）ａ］“对人的统治要借助于对自然的统治”。［（２）ａ］他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生态危机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他说：“在现存社会中，越来越有效地控制的自然已经成了扩大对人控制的一个因素：成了社会及其政权的一个伸长了的胳臂。商业化的、受污染的、军事化的自由不仅从生态的意义上，而且也从生存的意义上缩小了人的生活世界。它妨碍着人对他的环境的爱欲式的占有（和改变）：它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己，无论是异化的彼岸，还是此岸；它也使人不可能承认自然是自生的主体——人和这一主体一起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３）ａ］马尔库塞不仅将生态危机看作是由科技进步所引起的危机，而且看作是一种政治危机、制度危机，即认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政治制度密切相关。他说：“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噪音、工业和商业强占了迄今公众还能涉足的自然区，这一切较之于奴役和监禁好不了多少。这方面的斗争是一种政治斗争，对自然的损害在多大程度上直接与资本主义经济有关，这是十分明显的。同时有人费劲地想使生态的政治作用‘中立化’，并利用它来美化现存的东西。尽管如此，今天我们必须反对制度造成的自然污染，如同我们反对精神贫困化一样。”［（４）ａ］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资本主义用于加工制造的原料，是物质，是加强对人和物质的剥削性管理的原料。”［（５）ａ］在这种制度下，自然屈从于一种特殊的合理性，即“一种适应于资本主义要求的、工具主义的合理性”。［（１）ｂ］


  　　马尔库塞探索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异化及生态危机的途径，考察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自然的解放力量及其在建设一个自由社会时的重要作用的发现将成为推动社会变化的一支新力量”。［（２）ｂ］他将自然的解放当作人的解放的手段或前提，自然的解放包括属人的自然（即作为人的理性和经济基础的人的本能和感觉）的解放和外部自然（人的存在环境）的解放两个方面。但这种自然的解放并不意味着倒退到技术前状态，而是把它向前推，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技术文明的成果，以达到人和自然的解放，并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毁灭性中解放出来。［（３）ｂ］马尔库塞甚至主张发展出一种新型的或解放的科学技术。［（４）ｂ］他认为，既然人对人的统治依赖于人对自然的统治，那么人的解放同样依赖于自然的解放，自然成了反对剥削社会斗争的同盟者。自然的解放就是恢复自然中产生的向上力量，恢复与生活相异的，表示着自由新特性的感性美的特征。他认为有两种对待自然的方式，它们分属于两种社会形式：一种是用那种作为损害手段的科学方式对待自然，而不是把自然作为一种“保留物”加以保护而让其独立发展，这只是为了达到控制自然的目的，把自然当作无价值的原料、物质；这属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社会）；另一种是用科学技术保护自然并重建生活环境，让自然自由发展，这属于一种自由社会形式（社会主义社会）。马尔库塞还认为，这种将自然的解放当作人的解放的手段思想是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中心主题，说马克思把对自然的“属人的占有”和“一切属人的感觉特性的彻底解放”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在这一点上，可以将马尔库塞的观点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Ａ·施密特的论点相比较。在“人与自然关系和乌托邦”一章中，施密特集中讨论马克思的自然观与他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人与自然关系是社会理想的关键问题。马克思自认为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一生不断地批判乌托邦主义者，但是，“马克思关于人自身的自然以及人对外部自然关系的理论”和青年马克思的“人的自然本性的完全解放”、“自然的人化同时也是人的自然化”的梦想则是乌托邦的，马克思甚至是“哲学史上最大的乌托邦主义者”。［（５）ｂ］显然，施密特与马尔库塞不同，他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人的解放与自然所造成的损害这一点上的看法则与马尔库塞相同，他断言，当今人类控制自然的技术已数倍于以往的乌托邦主义者的梦想，但反过来转化为一种破坏力，它不是使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和解，而是导致灾难性的结果。［（６）ｂ］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另一个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等著作中也讨论了生态危机趋势问题，但是他并不把生态危机看成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而是将它看作当代整个人类世界所遇到的共同难题。他认为，在当代，国际社会体系把它的势力范围远远扩展到周围的自然环境，导致了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两方面都达到了极限：前者导致了生态平衡的破坏，后者则导致了人类学平衡及人格系统的破坏。关于生态危机，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是，有效地解决了经济增长问题，它迫使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和生产都不断增长，这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关键在于人口增长对自然的不断开发这两个方面的经济需求，面临着两大物质局限性：一是可居住和可耕种的土地、淡水和食物以及非再生性原料等有限资源的供应；二是一旦遭到破坏便无法弥补的某些生态系统吸收污染物的能力，也就是说，人口和生产的急剧增长，即对外部自然控制的加强，终有一天会达到生物学的环境能力的极限。哈贝马斯强调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法克服生态平衡的破坏，即无法克服生态危机的问题。他说，除非资本主义社会放弃其组织原则，否则，就无法遵循将增长控制在一定界限的规律。要把无计划的、自发的资本主义的增长转变为有质量的增长，就必须根据使用价值有计划地组织生产。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能在不违背系统规则的前提下，脱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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