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经济危机的事实，而且因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相联系，与其说生态危机决定经济危机，倒不如说，生态危机是经济危机的派生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危机的同时态、时态爆发的可能性。


  　　第二，不恰当地夸大生态问题的重要性，用人与自然的矛盾来取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产生的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诚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或矛盾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一种基本关系或矛盾，随着科技进步及科技应用的副作用，在当代这个矛盾更加突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是注意到这个问题的。然而，他们却不恰当地夸大了这一矛盾的地位，以致于用人与自然关系来取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主要矛盾。同时，尽管他们声称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况有关，即往往离开社会生产方式尤其是生产关系去抽象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在生产活动中的确不断改造、征服自然，并调整与自然的关系，使自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然而人类的生产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单纯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中进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到生产方式以及与这种方式相联系的社会制度的制约或影响。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是相互交织着的，在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中，人与自然关系有不同的内容及表现形式。因此，在一个社会形态中，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是更基本的或主要的矛盾。“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显然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关系这两对矛盾之间的关系。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错误地将科学技术当作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异化及生态危机的总根源，并幻想一种废除“大科技”的“小技术”以及一种解放的科学技术观。尽管他们也经常谈到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但是实际上却把科学技术当作对自然和对人的控制和奴役、当作人与自然关系异化及生态危机的终极根源来加以批判。在他们眼里，科技进步使自然遭到破坏，尤其是当代的大科学、大技术导致了人类的生态灾难；同时，作为征服自然工具的科学技术反过来变成了对人控制的手段。因此，他们主张废除大科学、大技术及大工业，提倡一种小技术、人性的技术，并确立一种乌托邦式的新的科学技术观。其实，就其本质而言，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力量”，“历史的杠杆”，科学技术加强了人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能力，极大地提高生产力，为人类的自由解放创造物质基础，并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科学技术的滥用的确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及生态危机，但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以及生态问题的解决还得靠科学技术；现代大科技是人类社会发展尤其是生产工具进步的一个突出的表现，那种试图放弃大科技，而回到“小技术”或“分散技术”的做法不过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


  　　第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缺乏全球视野，忽视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广大的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矛盾。应该指出，当代生态危机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造成，因此这些国家应负主要责任，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益把有害于环境或人的健康的产业转移到第三世界，甚至建设危险的工艺设备，转移核废料。而第三世界面临发展经济的迫切任务，因而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大科技，以改善生活环境。因此，全面、系统的生态危机理论中须采取一种全球视野，特别注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或南北对立问题），这样做有利于更深刻地揭露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的实质，提出更合理的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或方法。显然，这一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所缺少的。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趋势及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有其自身的优劣成败。如果将这一理论，特别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一般的生态主义理论（如罗马俱乐部的观点）相比较，就可以发现它的特点和优点。罗马俱乐部（成立于１９６８年）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年代、所处的背景大致相同，它是一个研究“人类困境”即生态危机及其他社会问题的未来研究会，它的目标是促进和传播对人类困境有较可靠的和有深度的见解，并为人类克服困境提供新的战略、措施。为实现这一宗旨，罗马俱乐部在７０年代及８０年代初组织研究和发表了一系列的报告，如《增长的局限》（１９７２）、《人类处在转折点上》（１９７４）、《重建国际新秩序》（１９７６）、《人类的目标》（１９７８）、《学无止境》（１９７９）等。在这些研究报告中，罗马俱乐部的成员对人类的困境，特别是生态危机的性质和内容作了广泛而详细的分析；他们将人类困境看作是人类缺乏自然而其他物种的生存智慧，自我调节机制和动态平衡的危机以及社会政治组织赶不上物质革命的危机，分析成政治发展同技术进步结构发生矛盾的危机和人的内部危机。他们列出人类困境或生态危机的种种表现，如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核威胁及军备竞赛、科技发展的无政府状态、东西对抗和南北对峙等等。罗马俱乐部的人类困境理论的特点及优点在于，它们以定量分析手段，以具体的材料和数据，向人们展示人类困境特别是生态危机的严重性，提醒人们注意对人类生存造成威胁的全球问题，呼吁各国合作共同解决生态问题，并提出一些可供借鉴的解决方案。但是，罗马俱乐部对人类困境的分析所采取的是一种超历史、超阶级和超社会制度的“全人类”观点，即它所分析的是一种超越社会制度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它将人类的困境及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归咎于人性的因素，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它要人们抛开社会政治因素方面的考虑来共同克服人类困境。这里的局限性和消极性是显而易见的。与罗马俱乐部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的特点及优点在于，它宣称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法和理论来分析生态问题，把生态危机的产生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并把生态问题的解决与社会主义的变革及人的自由解放挂钩，即把摆脱危机的出路寄望于社会变革，这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更具有批判性的味道。


  　　　　　　　　　　（作者：陈振明，厦门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杰勰）


  　　（１）ａ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４２页。


  　　（２）ａ（３）ａ（４）ａ（５）ａ　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载《工业社会与新左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２９、１２８、１２９、１２９页。


  　　（１）ｂ（２）ｂ（３）ｂ　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载《工业社会与新左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２８、１２９、１２９页。


  　　（４）ｂ　参看陈振明：《评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社会学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５）ｂ（６）ｂ　Ａ·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３５、１７７页。


  　　（１）ｃ　参看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第４１—４４页。


  　　（２）ｃ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２０页。


  　　（３）ｃ　威·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序言”第６页。


  　　（１）ｄ　威·莱易斯：《满足的极限》，多伦多英文版１９７６年，第１１３页。


  　　（２）ｄ（３）ｄ（４）ｄ（５）ｄ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４８６、４９０、４９４、４９０—４９１、４９４、４９０—４９１页。


  　　（１）ｅ　参看高兹：《生态学即政治》，波士顿英文版１９８０年，第１０２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