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等具体措施来克服异化消费及生态危机，认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既适应于技术（生产）的过程，又适应于社会、政治过程。通过使现代生活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不仅可以限制工业增长，保护环境，而且可以从性质上改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在这里，阿格尔借用并改造了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一书中提出的“小技术”概念，以“小技术”取代当代工业社会的“大技术”，消除现代社会工业生产的高度集中。他说，小技术的采用不仅意味着改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技术过程，而且意味着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权力关系。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后起之秀高兹把生态学、生态危机和生态运动及时地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提出了一种“政治生态学”理论（正由于这一点，他被列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单里）。他在《生态学即政治》这一论著中认为，在当代西方，随着科技发展及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资源的滥用导致资源的枯竭，空气、水、土壤的工业污染特别是核污染正摧毁全球的生态体系，世界人口的激增造成巨大的灾难。要改变这种状况，避免世界末日的唯一出路是停止经济增长，改变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改使用不可再生能源为可以再生能源。他把现代技术分为两种：一种是高度集中的技术即核技术，这是一种独裁主义的政治选择，它导致决策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有利于对人民的控制，具有独裁和加强资本力量的倾向；另一种是分散的技术，它可以用来开发再生性能源，它服从于大家的控制而不能创造利润，具有潜在地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因此，人们必须在两种社会之间作出抉择：一种是建立在独裁主义的技术基础上的社会——它加强了对人和自然的统治；另一种是建立在民主的技术基础的社会——它促进个人自主及与自然的协调。［（１）ｅ］


  　　作为当今西方社会一种流行的思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趋势及一般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应作如何评价呢？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这一理论具有新颖、合理之处。其一，这一理论有其现实基础或历史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疑感受到当代社会发展的脉搏，敏锐地抓住了因科技革命而日益摆上突出位置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生态危机问题，将它纳入自己的理论研究的范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展开以及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严峻的人与自然的冲突或生态危机的威胁：空气污染、核威胁、温室效应等困扰着西方社会及整个世界。随之出现的是西方国家的生态运动或绿色和平运动，这一运动由最初的自发组织到组织政党，由最初的院外活动到登上政治舞台，由少数国家发展到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声势和影响日益壮大，成了西方新社会运动的一大趋势。从其本质上说，这是一场西方国家的人民群众抗议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另一方面，６０年代末之后，西方新左派及学生造反运动处于低潮。而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政治、经济和文化危机以及新左派及学生造反运动衰落的现实，７０年代以后一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马尔库塞、莱易斯和阿格尔等人调整自己的研究策略，把自己的理论探索与大众所关心的问题密切地结合起来，特别是将生态问题及生态运动及时地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努力开拓一条既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又能赢得大众支持的道路。因此，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及生态运动的现实在理论上的一种反映，它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尤其是危机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的现实以及生态危机的种种现象，并探索异化及危机的根源，将之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合理地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并不被当作人与之和解、协调的对象，而是被当作控制或统治的对象；技术手段被当作非人地掠夺自然的工具，这种技术同样被用来对付人，成为对人的控制或统治的新形式，对自然的这种掠夺性态度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及社会问题。因此，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种悖谬的状况：一方面是对自然控制能力的增强，人化自然的扩大；另一方面则是人的异化、不自由和受奴役的程度的加深，人的生存环境日益缩小，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而将异化和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异化和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应有的逻辑所致，因而要克服这种异化和危机就必须粉碎这种逻辑本身。在这里，他们也往往自觉地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问题（如借助马克思的异化和矛盾理论）。因此，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危机的分析比一般生态主义者对生态危机的分析要更深刻，因为后者往往局限于描述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种种现象，或将之归因于科技进步或人性的弱点。


  　　其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并探讨了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系。目睹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技术手段非人地掠夺自然所带来的种种消极后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应是统治（控制）与被统治（被控制）的关系，而应是一种平等、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关系；他们要求保护自然环境，防止生态失衡或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要求顺应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承认自然有其界限，主张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实行自主的、创造性的交往或交换；强调让自然得到解放，让它自由发展，反对无限制的过渡生产和过渡消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把自然的解放与社会主义问题联系起来，将自然解放当作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这是有合理因素的。


  　　其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探讨人与自然关系及生态危机趋势时提出了其他一系列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如关于必须加强对消费领域及消费异化的研究，以“补充”或扩展马克思主义对生产领域的研究的问题；关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充当对自然和对人统治工具，变成新的破坏力量的问题；关于劳动——休闲一元论，在劳动过程中得到满足，注重提高生活品质或生活质量的问题；关于通过分散化、非官僚化和工人自治管理来实现社会主义变革，克服异化和危机问题；关于一种小技术或分散的技术的可能性以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科学技术观的发展问题；关于“红”（马克思主义）和“绿”（生态运动）相结合的可能性问题……；如此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问题都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看法，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及生态危机，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科技社会学理论和危机理论有某些启迪作用。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趋势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第一，借口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在当代的适应性，用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而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主要类型。法兰克福学派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相联系，它在当代已经“过时”。主张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矛盾和异化理论）与他的具体的危机理论（经济危机理论）分开，用他的方法来分析揭露新的危机形式，以取代经济危机理论。也就是说用生态危机来取代经济危机。很明显，这在理论与实际上都是错误的，这不仅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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