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价值的生产的。与外部自然或生态平衡破坏相对应的是人类学平衡的破坏。人在生产过程中占用外部自然，而在社会化过程中则占用内部自然。随着对外部自然控制的加强，内部自然的一体化也加强了，内部自然一体化对人类本身的影响的直接后果是人类学平衡的破坏，而人类学平衡的破坏就意味着人格系统的异化，人性的丧失。由于一体化，人变成了机器上的零件，变成彻底的消费者。［（１）ｃ］


  　　７０年代产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沿着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的理论传统，直接将生态危机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作为中心研究主题，形成了较系统的“生态危机理论”。其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威·莱易斯，加拿大的本·阿格尔（有时人们也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高斯列入其中）。按照阿格尔的说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是与哈贝马斯等人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并列的７０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两种不同的，又相互补充的趋势。这种生态危机理论认为，不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而且生产过程据以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两种分析观点：一方面，它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主义的动力导致资源不断减少和大气污染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它力图评价现代的统治形式——人类在这种统治形式从感性上依附于商品的异化消费，力图摆脱独裁主义的协调和异化劳动的负担。”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是双重的，它要设计将打破过渡生产和过渡消费控制的社会主义未来。”［（２）ｃ］


  　　莱易斯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的观点，并将之与生态学理论相结合，奠定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在《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这两本著作中，他阐述了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观点特别是生态危机理论。《自然的控制》一书着重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双重统治”——对人的统治以对自然的统治为条件的论点，说明“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３）ｃ］他把对自然的控制或统治的根源追溯到古代基督教传统，以及这一传统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移或削弱对人的统治，而是加剧了对人的统治。这种由对自然的控制到对人的控制是靠科学技术的手段来实现的。人们通过技术操作，即通过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的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与霍克海默一样，莱易斯认为，对自然的控制和对人的控制遭到自然的反抗，即来自外部的自然和内部自然的反抗，前者以生态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后者是人的内在欲望的非理性的爆发。


  　　在《满足的极限》一书，莱易斯则着重论述了生态危机及摆脱危机的途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生态危机，在他看来，自然并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客体，它并不服从社会的意志，这就是非人自然的需要。因此必须把作为社会构成部分的自然和不是社会构成部分的自然，把受人控制的和不受人控制的世界区分开来，人类要生活就必须尊重自然的界限，人类正是通过在技术上操纵，适应自然环境而形成自己的历史的；人类只有适应自然，才能生存和发展。过去人类在意识形态上，在技术上强调控制、征服自然，这种倾向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资本主义生产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资本家的唯利是图，急功近利造成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生产力和资源的严重的浪费；同时，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中，随着对自然和对人统治的加剧，科学技术变成统治的工具，变成新的生产力和破坏力的因素，而无产阶级则无力阻止这种情况。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已导致了过渡生产和过渡消费，导致人的异化和自然生态系统自动平衡的破坏，引起了生态危机。莱易斯认为，为了使工业文明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发展一种新的需要观、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实行稳态经济——这种经济要求缩减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和扩大资本主义国家的调节作用，重新评价人的物质要求，并大大削减这种需求。面对能源短缺，地球自然界的不断萎缩和生态支持系统的日益相互依存，或许还需要一种新的禁欲主义。在莱易斯看来，组织社会必要劳动方式上的质的差别和这种劳动与消遣、闲暇活动的关系，是各种生产活动中产生的满足问题的主要因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是消费活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造就了病态的消费方式，并以消费活动来确定是否幸福，这正是人的异化及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总之，即将来临的生态灾难，迫使我们重新考虑工业化的生活方式，使我们转而采取一种分散的、放缓增长速度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改变现有的消费方式，“必须把人的需求问题当作更大的生态相互作用系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１）ｄ］


  　　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阐发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以及摆脱危机的社会变革的战略。他的中心论点是：“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因此，当务之急是“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出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和环境之间的关系。”［（２）ｄ］


  　　他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经营资本主义时期大量存在的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即使不是全部消灭了，也逐渐削弱了。这期间，超过资本家有效利用能力的资本积累的趋势已完全改变，引起了阶级的重新组合，因而改变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特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他关于异化劳动理论也不再能单独用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了。他说，马克思没有充分分析消费领域，错误地认为只有生产领域中的危机趋势，才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由于资本主义比马克思所想象的更富有弹性，所以他的不完全的危机理论就更加远离发达资本主义的具体现实了〔不过阿格尔承认马克思的异化和矛盾理论（辩证法）仍有适应性，主张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同他的危机理论的具体历史运用分开〕。阿格尔宣称，要用对导源于消费领域的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进行研究，用“异化消费”和“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来“分析同目前存在于像受广告操纵的消费与受到威胁的环境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些危机的新形式”，［（３）ｄ］并通过“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来克服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他围绕这些概念展开他的危机理论。


  　　阿格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主要是由“异化消费”所引起的。所谓的“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纯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４）ｄ］。他主张通过“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来克服异化消费及其引起的生态危机。所谓的“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指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的时期，本以为可以指望的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而这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足方式从根本上进行重新评价。人们对发达工业社会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能力的期望破灭，最终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即对人们在一个基本上不完全丰裕的世界上的满足前景进行正确的评价。”［（５）ｄ］这种辩证法可以使人们看到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动力，一来可以导致人们对需求的重新表达，二来可以使人们对从劳动中获得满足的前景改变看法。因此，阿格尔主张用这种辩证法取代“植根于无政府状态的危机理论的原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变革模式”。提出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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