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把个人/经济人作为出发点的观念，他举亚里士多德的话说“你是你父亲和你母亲所生；这就是说，在你身上，两个人的交媾即人的类行为生产了人”，那么就造成进一步的追问：“谁生出了我的父亲？谁生出了他的祖父？”进而，就会提出“谁生出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对于这样一种论证思路，马克思说“你的问题本身就是抽象的产物。请你问一下自己，你是怎样想到这个问题的；请你问一下自己，你的问题是不是来自一个因为荒谬而使我无法回答的观点。请你问一下自己，那个无限的过程本身对理性的思维来说是否存在。既然你提出自然界和人的创造问题，你也就把人和自然界抽象掉了。你设定它们是不存在的，你却希望我向你证明它们是存在的。”[114]
 
  马克思如此反对这种把事物“抽象”的解释，是因为与抽象相对的是具体的历史，所以，马克思对这些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批判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类天性的看法，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115]，“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116]，换句话说，个人是历史的产物，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为“人”下的定义，即“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17]，这样，马克思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又放入历史/社会的范畴，防止了人的自然化[118]。这里的自然不再指一种客观化的对象即自然化的自然，而成为了一种区别于历史的解释学的动力源之一即自然而然，或者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说“自然是无意识的，这是达尔文意义上的无意义，人类生命中也没有目的，只不过是些偶然事件罢了，而历史是有意义的”[119]。
 
  这种对人的观念是与近代科学主义的兴起以及世俗化的进程分不开的，在某种意义上，把人从上帝那里分离出来，确立了人的自然性本身，即是一次重新发现人和认识人的过程，这是近代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启蒙主义的重要观念之一。在“上帝/自然”的论述语境中，人归属了自然，但是马克思却强调人是历史的产物，人是社会的动物，也就是说，成功逃离了上帝阴影的人，并没有堕落到地狱，而是又回归到一种被称作“历史或社会”的故事里，这样“自然/历史（社会）”就形成了一组相互结构的话语关系，马克思对其意义生产的逻辑是放弃自然/非历史化的解释（抽离了历史经验的假象），而把阐释的原因归还历史（时间运动的一种次序）和社会（空间的结构关系），也就是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0]。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把人作为出发点，而是把人解释为历史的产物。而马克思的工作就是“自然发生的东西是如何变成历史的东西”[121]，这也成为19世纪末兴起以来社会学家们的任务，即“社会学一直是一种非自然化的力量，社会学家的目标在于将人类行为解释为社会的和历史的现象，而不是自然的现象”[122]。
 
  阿尔都塞在《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一文中，指出“从1845年起，马克思同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理论彻底决裂”[123]，这种“认识论的决裂”体现在，马克思制定出建立在崭新概念基础上的历史理论和政治理论，或者说历史的概念被“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经济起最后决定以及其他特殊的决定因素等”[124]所填充，在这个时候，人道主义在马克思那里就成为意识形态的叙述。
 
 
 
  第二节 “异化”叙述背后的历史目的论
 
 
  苏共“二十大”之后，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一度陷入困境，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欧洲左翼知识分子捍卫马克思或者说重新发现马克思提供了契机，尤其是《手稿》中对人的异化的论述，发展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为批判斯大林主义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手稿》是马克思第一次试图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性考察，并初步阐述自己的新的经济学、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一部早期文稿，其中，详细论述了“生产”的概念，并把“生产”与劳动、异化放在一起来讨论，正如阿尔都塞所指出的“《1844年手稿》的理论体系所依靠的是人的本质、异化、异化劳动这三个基本概念”[125]。
 
  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人由他自己的活动，来引起，来调节，来统治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126]，或者说“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127]。马克思使用动物的劳动来界定人的劳动，“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28]，或者用更形象的说法是“使最拙劣的建筑师和最巧妙的蜜蜂相比显得优越的，自始就是这个事实：建筑师在一蜂蜡构成蜂房以前，已经在他的头脑中把它构成”[129]，所以说正是由于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130]，也就是说，马克思强调一种人的意识赋予了劳动/生产特殊的本质。
 
  但是，由于私有财产的存在，使“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 [131]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等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中的异化概念，这种异化被马克思运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劳动的异化，指出这种劳动的异化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是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所以，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二是“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三是“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132]，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私有财产与劳动的分离，而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133]虽然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134]。工人处在这种劳动的异化状态中，使“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135]，这种说法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述工人除了有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之外一无所有的观点已经很接近了。
 
  马克思认为“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客体上都成为人的”[136]，进而，马克思举例说“眼睛成为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对象成为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因此，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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