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性的,与历史参照物没有必然的联系。
 
  如果说认识对象的生产过程与现实对象的生产过程完全没有关系，是不是就意味着某种唯心主义的倾向呢？阿尔都塞非常及时地指出这种在头脑中对认识对象进行生产过程的思维“并不是同作为物质的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超验的主题或绝对意识的能力”，而“是历史地在自然现实和社会现实中产生和形成的思维器官所构成的体系”[100]。这样，阿尔都塞就把“思维”重新历史化、对象化或者说唯物化了，因为“思维本身是由一种结构建立起来的。这种结构把思维所要加工的对象（原料）、思维所掌握的理论生产资料（思维的理论、方法、经验的或其他的技术）同思维借以生产的历史关系（以及理论关系、意识形态关系、社会关系）结合起来”[101]。
 
  在这段非常重要的话中，阿尔都塞一方面把“历史关系”引入思维的认识生产，另一方面也把这一理论实践的条件放入承担思维的主体之中，进一步说，思维并非在“思维/物质”的二元对立结构这一“唯心主义为了确认和确立自身而生产出来的神话”中获得意义，“它是在同自然保持着一定关系的一定历史社会的现实世界中产生和形成的，它是一种特殊的体系，它是由它的存在条件和它的实践条件所规定的，也就是说是由特有的结构规定的”[102]。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把认识对象同现实对象区分开来与其说是为了使认识对象的生产过程获得自主性，不如说，把这种认识的生产重新镶嵌在“一定历史社会的现实世界”的结构之中。
 
  这样，阿尔都塞就把理论实践界定在“认识对象”的范围内，而与“现实对象”没有必然直接的关系，因此，“理论实践所固有的认识的生产是完全在思维中进行的过程”[103]，但阿尔都塞的高明之处，在于把认识对象与现实对象严格区分开之后，并没有走向唯心主义，而是强调认识对象由“它的存在条件和它的实践条件所规定”。
 
 
 
  第三节 马克思的理论革命：“唯物辩证法”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实践或者说理论革命就是唯物辩证法，因为在辩证法的认识生产中产生了“认识论断裂”。对于辩证法的工作方式，虽然马克思最终没有专门写关于辩证法的书，但是在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文中，讨论了“抽象”与“具体”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以研究人口为例描述了“抽象/具体”这一话语结构的运动方式，即“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末这就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104]，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辩证法”的精彩运动过程，用图式可以表现为：
 
 
 
  具体 蒸发 抽象 再现 具体
 
  （“浑沌的表象”） （“最简单的规定”） （“丰富的总体”）
 
  一般甲 一般乙 一般丙
 
 
 
  马克思把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称为“蒸发”，这是17世纪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他们仅仅从“生动的整体”里找出了“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而没有进一步把这种“抽象”辩证地运动到“具体”。马克思所谓科学的、正确的方法是不能少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过程的[105]，正是这一过程使马克思把辩证法从黑格尔那里“颠倒”过来或者说拯救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真理的道路上，“他批评了那种以经济范畴观察社会关系的形式主义方法（或唯心主义方法），但他所做的是力图在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改造这些范畴及其内含，重构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106]。
 
  但是，阿尔都塞在《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一文中，认为在这一辩证法的理论实践或者说认识的生产的过程发生了“认识论断裂”，即“一般乙”在把“一般甲”加工成“一般丙”的理论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认识论断裂”，或者说一般乙充当了科学的理论实践的角色，这样，马克思就“清算”了以前的“意识形态”之后进入了“科学”的总问题。这涉及到两个命题：一是在“一般甲”和“一般丙”之间，实现了由意识形态的一般转化为科学的一般，即“认识论断裂”；二是把“一般甲”加工成“一般丙”，即由“抽象”转化为“具体”，而这项工作只涉及到理论实践的过程，即完全“在认识过程中”进行，或者说一般甲（“浑沌的表象”）与一般丙（“丰富的总体”）都是“认识的思维具体”（认识对象）而不是“作为认识对象的实在具体”（现实对象）。
 
  在阿尔都塞看来，黑格尔正是混淆了认识对象和现实对象，把“抽象概念的自生过程当成了具体实在的自生过程”[107],而费尔巴哈也把二者混淆起来，与黑格尔相反，他“否定科学实践的实在性，否定科学实践的抽象化的有效性，因而最终也就否定认识这一理论‘具体’的实在性”[108]。在这个意义上，认识对象/现实对象的区分成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彻底抛弃了意识形态总问题的关键所在，或者说正如上一节所指出的“认识对象”（一般甲）既具有与现实对象独立的特性又受到“特有的结构规定的”，兼有具体和抽象的双重性，从而把唯物和辩证巧妙地结合起来。
 
  阿尔都塞举“水果”的例子来说明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作方式，黑格尔的看法是水果的一般概念通过自我发展产生了具体的水果，而费尔巴哈的看法是具体的水果产生了水果的抽象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费尔巴哈“颠倒”了黑格尔，而不是马克思，因为马克思则认为具体的水果“从一开始起，本身就是有关食品的、农业的，甚至巫术的、宗教的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实践的产物”[109]，而不是经验主义意识形态的出发点“具体的水果”，或者说“企图从具体的个体中得出纯本质的抽象行为是意识形态的神话”[110]，因此，“一般甲”作为加工的原料仍然是意识形态的概念，而唯物辩证法的工作和生产就是把意识形态的“一般甲”加工成科学的“一般丙”。这样，马克思就在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双重批判的基础上与“从前的哲学信仰”作了彻底的“清算”[111]。
 
 
 
  第三章 结构与主体
 
 
  60年代，结构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被安德森归结为“结构与主体”的问题。他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指出，“结构与主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问题，“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他一方面把历史变革的原动力归因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另一方面又将历史变革的原动力归因于阶级斗争”[112]，前者为结构，后者为主体，而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就是把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因果关系或解释原则连结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史”中体现为经济主义（强调结构）和唯意志论（强调主体）两种极端的论述，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找到完全解决“结构与主体”的答案。但是，对于阿尔都塞来说，“结构与主体”转化为了“意识形态与主体”的问题,进而，关系到人/主体的异化以及人道主义等一系列问题。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阿尔都塞所要面对的是苏共二十大以来借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形成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就是对这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批判。
 
 
 
  第一节 关于人/主体的“来源”问题
 
 
  马克思在《导言》中，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中经济人的神话，认为那些“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应归入十八世纪鲁滨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113]。其实，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批判了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