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而成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角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五月风暴”中革命主体由“无产阶级”替换为“学生”提供一种理论上的解释，同时，也开启了在后68的历史语境中对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序幕。
 
  在论文开始，阿尔都塞讨论了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引出“劳动力的再生产需要的不仅是其技术的再生产，同时，还有劳动力对既有秩序准则的顺从的再生产，即工人对主导意识形态的顺从之再生产，以及为剥削、压迫的代理人正确地使用主导意识形态的能力的再生产，以便他们也将能够‘用语言’规定统治阶级的统治”[159]，这样就引出了“意识形态”对劳动力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在基础结构与上层建筑的“地形学”中提出了“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概念。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同于强制性国家机器，它们主要以意识形态的/非暴力的方式来发挥功能作用，其特殊意义主要在于保证“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这些国家机器包括各种社会机构，如宗教、教会、家庭、法律、政治、工会、通讯、文化等，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内起着保证生产条件的再生产的作用，所以说，“虽然只有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机器，但却有多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60]，但是，这种多样性的意识形态并非意味着多元化或多元倾向，阿尔都塞指出“将它们的多样性统一起来的正是在主导意识形态（这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下的这种作用，只要它们通过其起作用的意识形态，尽管存在多样性与各种矛盾，实际上永远是统一的”[161]，可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尤为重要，也就是说，“任何阶级都不能长期地掌握国家权力，而不同时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机器或在其中施行霸权”[162]，所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可能不仅是桩标，而且是阶级斗争，往往是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场所”[163]，这显然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阿尔都塞讨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概念时，已经借鉴了葛兰西对市民社会/政治社会的划分。在一个注释中，阿尔都塞指出“就我所知，葛兰西是惟一在我所走的道路上走出这么远的人。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国家不能归结为（强制的）国家机器，而是包括，正如他所指出的，一定数目的来自‘文明社会’的机构：教会、学校、工会，等等。不幸的是，他没有对他的机构进行系统化整理，其思想依然处于尖锐、不完整的笔记状态”[164]，而阿尔都塞的工作，则是把“这些”在市民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机构系统化”，这就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
 
  阿尔都塞指出占据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主导意识形态已经由中世纪的教会-家庭的组合替换为了学校-家庭的组合，“正是通过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大规模教育包装着的多种知识的学习，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关系，即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得以大量地再生产”，而且，他非常辩证地指出“为资产阶级统治产生这种关键结果的机制，自然被学校普遍性统治的意识形态所掩盖和遮蔽，之所以称为普遍性统治，因为它是主导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浸染的中性环境的意识形态”[165]，可见，意识形态的隐蔽性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
 
  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预示着社会机制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即“意识形态表征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的想像性关系”[166]，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渗进支持主导社会秩序的社会活动之中的多种再现系统。在意识形态中，“人们用一种想像的形式向他们自己表述它们真实的存在条件，……人们在意识形态中‘向自己表述’的，并不是他们的真实存在条件，他们的真实世界，最重要的，是在那里得到表征的他们与那些存在条件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处于对真实世界的意识形态的，也就是想像性表征的中心”[167]，进而，阿尔都塞又使用了辩证的口吻说：“正是这种关系的想像性的本质，成了我们可以在意识形态整体中观察到的（如果我们没有生活在真实中），所有的想像性扭曲的基础”[168]。
 
  与此同时，阿尔都塞认为“每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实现”，而“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于一种机器及其实践或常规之中，这种存在即是物质的存在”[169]，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存在于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之中，而意识形态机器规定了由物质的仪式所支配的物质的实践，实践则是存在于全心全意按照其信仰行事的主体的物质行动之中”[170]。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具有实践性/物质性。
 
  进而，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机制解释为个体询唤为主体的“双重镜像”活动，即个体变为主体的询唤作用与主体对绝对（大）主体的臣服（subject兼有主体和臣服两个含义），其“意识形态的效果之一就是利用意识形态在实践意义上否定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特性：意识形态决不说‘我是意识形态的’”[171]。
 
  可见，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构架中“个体”就成一个先验的理论预设或者说个体“除了可以自由地接受他的从属地位外，他被剥夺了全部自由”。在这个意义上，个体是不存在的，“一个个体甚至在出生之前，就永远-已经是个主体”[172]（个体出生前就被家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询唤为主体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阿尔都塞强调意识形态对个体的绝对的询唤意义，并得出“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永存”的观点，虽然承认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实践性或者说物质性，但是并没有给主体反抗提供结构性的空间和可能性。
 
  “个体出生前就是主体”是一个很悲观的结论，之所以推论出这样一个悲观的结论，我认为，与阿尔都塞使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阅读马克思有关。如果把个体作为一个能指的话，那么个体“询唤”为主体的过程，就可以看成是能指获得所指的过程，而“询唤”也就是赋予符号意义或者说提供差异性位置的过程，在结构主义的视野中，能指与所指的意义关系是稳定，也就是说有一个能指就意味着有一个所指，在这个意义上说，个体必然被询唤为主体，而意识形态就如同索绪尔所说的语言系统，是一个先在的结构，所以，个体是先在地被镶嵌到这个结构当中的。
 
  但是，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的补遗[173]中，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投入使用并不完全是自行完成的。相反，它决定于激烈而不停顿的阶级斗争中的任务标志：最初是反对前统治阶级并攻占它们在旧的与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阵地，然后是反对被剥削阶级”，当然，阿尔都塞把“阶级斗争”引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斗争中，即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意指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必定要被实现于其中的形式和被统治阶级必定要在其中与统治阶级进行对抗和较量的形式”，而“五月风暴”所标识的就是“当今各资本主义国家中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危机’”[174]，或者说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