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以及六个哲学提纲[8]中从马克思、黑格尔“回到康德”[9]，为“人/个体”的主体性确立了哲学基础，指出“高扬个体主体性”是克服异化的途径之一[10]。刘再复则从文学角度谈论“主体性”问题，认为人的主体性包括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两个方面，深化了“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在其《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中，详尽分析了文学主体的三个方面即“创作主体的作家”、“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和“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在文学活动中的主体性位置，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机械反映论进行了批判，从而论证了“人既是实践主体，又是精神主体”的主体理论[11]，这种“文学主体性”的论述，其意识形态的结果是把文学看作审美的自律空间，为形成“纯文学”的信念提供理论基础[12]。
 
  这些关于“异化”、“人道主义”、“主体”的讨论的现实依据无疑建立在对文革时代的意识形态清算之上，这在80年代具有清晰地意识形态批判色彩，并且，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有效的理论资源，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拒绝成为80年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负面认同”。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状况，如同阿尔都塞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一文中所描述的“尽管东欧国家的群众和青年对马克思主义普遍不感兴趣，但马克思主义仍是一种官方理论与意识形态”[13]。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或者说中国在冷战结束以后被逐渐纳入全球资本主义化的进程，这些主体论、人道主义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当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文化先声”[14]，也就是说其意识形态的效果恰恰在于针对彼叙述的批判成为了此叙述建构的动力，或者更明确地说通过对异化、主体性的讨论以确立的人道主义叙述成为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建构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一[15]，从而使这种叙述自身成为了意识形态的表述。
 
  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左派理论的再认识，是在90年代中后期展开的“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中浮现出来的。汪晖早在90年代初期对“人文精神”论争的批判中就指出：“对于这种人文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呼吁，我的问题不是什么是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而是为什么是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例如，对于整个社会过程的重要变动，为什么不是从生产方式、资本的活动、全球性市场，以及所有这些重要社会活动与文化生产的关系来着手分析，而把人文精神的失落视为整个社会变迁的原因或结果？”[16]这里搁置“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争论内容，也不对彼此的观点作为二元对立式的表述。简单地说，“新左派”[17]的主要工作就是重新评价了建国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实践，批评了把毛时代的历史简单地“清算”为封建主义/传统的遗毒或历史的倒退的叙述（尤其是那种通过对文革的“全面否定”来反身为新时期的意识形态进行辩护的策略）[18]，而借用“现代性”的理论视野来把毛时代的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遗产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性过程中的另类现代化尝试或选择，进而在知识上打开了反思历史的空间[19]。
 
  最近，韩毓海在对张旭东的访谈中提出“从卡尔·马克思重新出发”的说法[20]，对80年代“回到康德”的知识运动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虽然访谈更多地围绕着“普遍性、可比性与作为政治的文化——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21]来展开，但张旭东指出：“‘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绝不是回到马克思主义教条，而是带着新的时代的问题去重新梳理和分析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场域。这个问题场域，简单地说，就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兴起与发展一道出现的种种观念和理论表述体系。”[22]这种“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的态度或者说方式，与其说延续了新左派的立场，不如说重新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意识，尽管这种批判精神更多地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23]。
 
  而与此同时，国内文学理论界也对“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进行了关注。在金元浦写作的《批判理论的再兴——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及其理论》一文中，对美国的新一代批判理论家诸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芬.布隆纳、斯蒂文.贝斯特、马克·波斯特、本.阿格、理查德.沃林等面对“后现代社会文化理论中的未来前景”的理论思考进行了评述，并指出“批判的社会理论禀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否定的传统，批判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历史观，把历史描述为可能性的领域。历史虽然受过去与现在的制约，但不受过去与现在的支配。解放的基础是人民对于历史性的意识，而对于历史性的意识即对于统治的非永恒性的意识。”[24]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内学者面对当下中国的文化问题而借助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诉求。
 
  这种由对马克思主义的“负面认同”到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的叙述，虽然极大地抽离了具体的历史背景，但是却大致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的中国思想史中的变化。本文并非要直接处理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关系，而是把这种通过对青年马克思的讨论所开启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为“回到马克思”[25]、“阅读马克思”或“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的历史背景，通过讨论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来反身关照诸如人道主义、异化、主体等命题在中国语境中的意义。
 
  在很大程度上，阿尔都塞对苏共二十大以后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把科学的马克思从被《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笼罩的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叙述中拯救出来，与80年代中国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情景在能指上具有相似之处，尽管其所指还需要具体的历史语境来给出，但是，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出色阅读“复活”[26]了以马、恩、列为代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表述，一些被认为是教条化的观点在阿尔都塞的阅读中又获得了理论上的活力，并且其理论对拉美革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不仅对我们重新理解人道主义、异化、主体等曾经在80年代的中国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的概念提供了一种反思的视角，而且对身处在“告别革命”[27]或者说“后革命的氛围”[28]中的当下历史提供一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其社会主义实践遗产的可能性，这也就是本文写作的或许有点“宏大叙事”的现实意义吧。
 
 
 
  第一章 阿尔都塞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中的位置
 
 
  在进入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之前，有必要讨论一下阿尔都塞在历史中的位置即在历史叙述中的在场方式，或者说阿尔都塞以什么样的形象、身份在什么样的历史中被叙述出来，这不仅仅是为了呈现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学术史背景，更重要地是展现阿尔都塞进行理论对话的场域，或者说为理解阿尔都塞的理论提供一个“上下文”。
 
 
 
  第一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历史在场之一
 
 
  阿尔都塞一般被叙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中的一员，或者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阿尔都塞在历史中出场的重要标识，但是阿尔都塞并没有自觉地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身份发言，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阿尔都塞来说更多地是一种外在的叙述，而不是其理论对话的内在需求，这正好就是英国著名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76年）一书中所指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最为突出和最自相矛盾的特点之一——缺乏国际主义”[29]，但他依然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存在种种内部分歧和对立，却仍然构成一种具有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30]，这种“共同学术传统”使得安德森得以叙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我的问题不是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历史进行考察[31]，而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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