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政府官员或国家官僚之间相互追逐，追逐的中心是权力。这不是一般“寻租”现象所能涵盖的了的。寻租行为越多，社会资源浪费越大。在俄罗斯所发生的替代和追逐过程中所要实现的是上层建筑——制度的变迁，这是与俄罗斯经济改革的主要目的——实现所有制基础的转变相适应的。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由于没有建立国有资产的严格管理制度，国家丧失所有者职能，失去对企业的监督，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许多企业领导层和部门官员，尤其是各大金融工业集团领导，利用职权之便，通过集中占有大量股份的形式攫取大量国有资产。1995年开始的现金私有化实际上是国有资产在“内部人”之间的一种再分配。在1995年末和1996年末举行的抵押拍卖中，各大金融工业集团在政府出售和拍卖国有中小型企业及对国有大型企业实行股份制时，利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把本来属于全民所有的大量财富据为己有，成为最大的受益者①。这个新兴资产阶层在短短的几年中,把原属国家、企业的巨额利润及国有资产迅速攫取到自己手中，他们的经济行为以最大限度地无偿侵吞和掠夺资源为宗旨。因此,《苏维埃俄罗斯报》指出，从金融工业集团和金融寡头的形成可以看出俄罗斯国有资产的瓜分程度。 
2、金融工业集团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威胁。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新的社会阶层②，金融工业集团一出现，就牵动了俄罗斯社会结构的分化。从苏联独立出来以后，俄罗斯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社会流动加速，社会利益格局重新组合，新的群体和阶层迅速涌现，社会结构明显分化。尤其是金融工业集团作为一个新的出现的阶层，它拥有的巨额财富和众多方面的社会资源与其他社会阶层形成鲜明的对照，更加剧了俄罗斯社会结构的分化。高高在上的金融工业集团和金融寡头与贫困居民的巨大贫富悬殊推动着俄罗斯社会日益朝着两极分化的方向发展。一定程度内的社会分化是市场经济机制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但超过一定限度的两极分化却是有害无益。伴随着金融工业集团的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导致社会购买力总量相对偏低，并引发一系列其它的负面后果。 
3、金融工业集团加速资金外流。在俄罗斯，极少数人利用经济转型初期出现的混乱，把劳动人民七八十年来创造和积累的财富攫为己有，有的人甚至在一夜之间暴富起来。他们与资本主义上升和迅猛发展时期的资产阶级有很大不同，他们所进行的掠夺行为，使俄经济遭到很大破坏。“总之,一小撮暴发户神话般地富起来,而国家却变穷了,人民赤贫化。这些暴发户没有创造任何实际的资产,他们只是盗窃苏联人民用劳动创造的财富。”③他们不是什么创业阶级，不把积累的资本投入到发展本国的经济上去，而是在国外购置不动产或把钱存入外国银行，其足迹遍及英国、法国、美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据俄中央银行估计，1992—1996年俄罗斯商业银行和个人至少从国内转移出600亿～800亿美元。而实际外流资金至少比这个数字多1倍。曾任内务部长的阿纳托利·库利科夫说,他的内务部估计,从1992—1998年就有高达3000亿美元的资金抽逃到国外，几乎是IMF在此期间对俄援助总额的10倍(IMF在这期间对俄罗斯援助为316亿美元)。俄罗斯科学体制分析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材料表明,俄罗斯新富们收入的绝大部分没有用于国内生产,而以每月20亿～30亿美元的速度流向西方。仅1992—1993年,俄罗斯垄断集团就将200亿～300亿美元存到西方国家银行。④大规模的资金外逃使俄大量投资资金流失，债务风险不断增加，导致俄经济僵滞不前，缺乏活力。 
4、金融工业集团除了聚敛财富外，还力图主宰政治。在政治上，金融工业集团影响力扩大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它们对舆论的控制在不断加强。俄罗斯各金融工业集团是瓜分媒体的主力军。自1993年末至1995年中期，俄罗斯的信息市场开始有明显的商业集团开始进行分割占领，例如以银行家的古辛斯基（Гусинский）为首的桥媒体集团（Медиа－Мост），小雅卡夫列夫（Яковлев－младший）的商业出版社（Ком－мерсанть）的报业集团等等①。金融工业集团所有或所控制的媒体不仅数量大，而且实力强、影响广。俄罗斯大财团、银行、公司乃至个人，都在着力控制著名媒体：维亚西寥夫的天然气集团握有《消息报》、《劳动报》、《工人论坛报》、《农村生活报》、《专业》杂志、《因素》杂志、“普洛米修斯广播电视台”100%的股份、独立电视台30%股份、公共电视台3%股份以及全俄29家地区报纸和电视台②。古辛斯基的“桥媒介”集团掌握《今日报》、《公共周报》、《新报》、《总结》杂志、《人物杂志》，更重要的是拥有在俄国内外颇有影响的“独立电视台”、“莫斯科之声电视台”，被称之为俄罗斯媒介帝国。别列佐夫斯基的罗戈瓦斯汽车集团与其不分高低，掌握高层人士必读报纸《独立报》、《星火》杂志,购买了“莫斯科第六电视台”30%的股份、垄断“俄罗斯公共电视台”人事权和报道权。俄罗斯媒体界大部分被金融工业集团所控制。他们握有媒体的目的并不仅是为了经营盈利，更重要的是，为集团的政治利益控制舆论导向，影响民众政治情绪，左右官方决策，其势力和作用之强大，被形容为可与总统、政府和议会三大权力并驾齐驱的“第四权力”。新闻媒体已成为各大集团为自己游说和与对手斗争的最有力武器，它是操纵影响社会和大众的有效手段，它带来的政治上的好处是难以衡量的。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就是1996年的总统选举③。他们开动手中的宣传机器，古辛斯基控制的独立电视台、别列佐夫斯基掌握的公共电视台及一些报刊均发挥了重要作用。经他们策划，使得票率居第三位的别列佐夫斯基与叶利钦联手战胜了久加诺夫。叶利钦再次登上总统宝座后，作为回报，官方允许独立电视台增加播出时间，后来古辛斯基又开辟了独立电视台五个增设频道。被称为“克里姆林宫”教父的别列佐夫斯基曾说：“俄罗斯商人们对叶利钦总统取得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对谁来说都不是秘密。这是一场为我们的切身利益而进行的战斗。”④ 
金融工业集团的政治影响力在扩大的另一个突出的表现，是银行寡头正在向政权机构渗透。其中如金融危机前最大的商业银行总裁，同时也掌握着诺里尔斯克镍公司38%股份和彼尔姆飞机发动机厂和吉尔汽车厂各26%股份的“欧奈克辛姆银行”集团的老板波塔宁，以及代表金融利益并深受“金融权贵”信赖的丘拜斯都曾当过俄政府第一副总理以及总统办公厅主任，别列佐夫斯基也曾被任命为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等。俄罗斯一些报刊的分析认为，13个金融工业集团的领导人就俄罗斯总统竞选形势发表呼吁书，标志着第三种力量的正式诞生，反映出在俄罗斯出现了一种新的现实，说明大民族资本实际上已经与买办资本达到了平起平坐的水平，已经发展到了需要在政治领域里相应地反映自己利益的阶段，正在争取成为一种能够凝聚社会的基本力量，成为可以对政治家和社会舆论施加影响的杠杆。随着金融工业集团的壮大，其已不仅要谋求经济上的利益，而且开始了政治上的图谋。他们能借助媒体发表重要的声明，能会见总统，会见副部长。政府和国家杜马也都注意遵循他们的意见。人们都说掌管国家的不是政治家，而是“钱袋子”。寡头们渗透到行政机关是他们政治活动的巨大成就，如 B.波塔宁成了政府的副总理，Б.别列佐夫斯基当上了俄联邦安全委员会的副书记等。 
另外，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还插足国家外交。在俄罗斯成立之初，国家缺乏强有力的外交杠杆，为了维护和促进集团在国外扩张资本的需要，金融工业集团积极参与国家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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