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国际上金贵银贱，价格即使不变，而外商支付的银两数已然减少。两元比价之危险，即是指出口贸易旺盛时，总是洋厘上涨，收进银两和支付银元的一进一出之间，无形中已遭受损失。而进口批发商（如外国百货等），则收进的是银元，支付给洋行的是银两。进口旺盛，洋厘一般趋向下落，而银两却因金贵银贱支付增加，两元兑换中亦遭受不可避免之损失。此外，像新建企业，股东缴纳的多是银元，而购买土地或缴纳房租支付的又是银两，也需要进行两元兑换，洋厘的下落都会给企业带来损失。洋厘行市的存在，也给投机提供了空间，投机者往往在银元用款高峰故意哄抬，而在洋厘下落时，进一步打压，从中谋取暴利，工商业者则因此遭受更大的损失。

　　企业和商家的收支一般是通过钱庄和银行而完成的，但钱庄和银行不可能承担洋厘涨落造成的损失，所以钱庄在客户存入银元时，要按当时的厘价减去一毫二忽五（即0.00125两），再折算成银两， 客户支付时，又要按当时厘价增加一毫二忽五，再折算成银元。银行也有类似的规定。这"从一般工商业者之观察，则只有损失而无利益。"（注：《银行周报》第16卷第27号，1932年7月19日。 ）钱庄从中收取固定的兑换费，只有利益，没有损失。

　　此外，洋厘行市的存在，还使企业的会计制度难以统一和准确，无论进货成本、销售市价还是损益得失，计算都颇多困难。为了同时应付不同用途或者规避洋厘风险，企业常常不得不进行银两和银元的双重准备。无疑，洋厘行市给工商经济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多方面的。

　　洋厘行市对人们日常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样是相当深刻的。人们领取的工资薪水一般都是银元，而"所有一切支出，实大都直接或间接用银两支付"。直接用银两支付的有房租、房捐、电灯、电话等项，这"通常已约占每月生活费三分之一"。其它日常生活用品，销售商在定价时"亦不能受当时两、元折价之支配"，所以说实际上是间接用银两支付。而且，为避免厘价跌落所造成的损失，销售商"往往有预将各货售价略为提高者"（注：《银行周报第16卷第29号，1932年8月2日。），把损失转嫁给消费者。对于每月工资不过10元左右的广大劳工阶层来说，洋厘的下落无疑意味着生活水平的降低。1932年，因受日本侵华战争"一二八"事变的影响，上海工商停顿，本埠对银元的需求减少，而江浙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往年热闹的茧汛不再出现，内地对银元的需求亦大为减少，致使洋厘奇跌。本来洋厘有涨不过八钱、跌不破七钱之说，几十年洋厘行市的历史亦确是如此，但1932年一开市，就一路下跌，4月是洋厘上涨的季节，竟跌破七钱大关， "创空前未有之新记录"（注：《银行周报》第16卷第16号，1932年5月3日。），6 月更跌至6钱8分8厘。洋厘的持续大幅下跌， 使广大劳工阶层"不知不觉中，收入又跌去百分之五"（注：《银行周报》第16卷第26号，1932年 7月12日。）。收入本就微薄可怜，而复遭此打击，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四）货币发行缺乏有效控制，经常引发通货膨胀。对于不足值的银辅币、铜元以及作为货币符号的纸币，其本身的价值低于币面价值，发行者因此可以借发行而大获其利，如果缺乏有效的控制，势必过度发行，造成货币贬值，引发通货膨胀。银辅币和铜元发行后，初始颇受欢迎，但各省为利益所趋，竞相大量铸造，很快便供过于求，原来的比价无法维持，市价每况愈下，大幅贬值。民国建立后，这种状况有增无减，1916年，国民政府曾推行十进位制，铸造新银辅币，其结果再次重演清末铸造银辅币的过程，很快也发生贬值。1928年，上海钱市的零兑市价是大洋1元兑2角银币6枚加铜元8枚，大洋1元兑铜元294枚，1 角银币每枚兑铜元23枚，与原定的比价相较，银辅币已贬值20％强，铜元已贬值65％强。广大的劳工阶层，银元的价值对他们来说已嫌过巨，不适于用，他们要把银元在烟兑店兑换成银辅币和铜元，才能行用，银辅币和铜元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货币。他们既要随洋厘的损失，又要遭受银辅币和铜元的贬值，货币紊乱带给他们的伤害是多方面的，也是深刻的。

　　纸币贬值的情况尤为严重。清末各省官银钱号已是滥发纸币，民国建立后，不少省市地方银行更不计后果，任意滥发，广东、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甚至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当时各省纸币发行数目，广东约三千二百万元，跌至五六折。湖南约二千六百万元，四川约一千五百万元，江西约八百万元，均跌至七折。湖北约三千万元，新疆、伊犁约七百万元，约跌至八折。云、贵约四百万元，云南虽未跌价，但贵州已跌至五五折。东三省约三千四百六十万元，跌至六七折。"（注：《中国近代货币史》第196页。）这是民国建立后二、三年的情形，以后虽然有所改善，但一般仍很严重。中央银行也未能例外，1919年和1921年，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因给政府垫付款项，造成现金空虚，引发两次停兑风潮，两行的纸币在北京（京钞）均跌至九折以下。通货膨胀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所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也是深远的，中、交两行两次停兑风潮的后遗症，每次历5年亦未能完全解决。 造成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把发行纸币作为筹措经费、解决财政赤字的一种手段，由此不能对发行纸币进行有效的控制。虽然，在货币发行权高度统一的情况下也完全可能发生，但在货币发行权高度分散的情况下一般是无法避免的。

　　货币紊乱的弊端，一言以蔽之，病商害民。对币制进行根本性的整顿和改革，确立本位制度，理顺主辅币，统一铸币权和发行权，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各界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是国民党政府垄断全国金融不可逾越的关键环节。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会在1933年和1935年先后推行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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