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办，基本上每个省、市都有自己的地方银行，地方银行一般都发行纸币。一般而言，每个地方银行每年的发行额大约在200 万元上下。1934年，全国地方省、市银行共发行7086万元，而这一年三家国家银行共发行40327万元，前者只是后者的17.57％，也仅为中国银行一家20471万元的发行额的三分之一强。

　　除了国家银行和地方银行发行纸币外，一般的华资商业银行也发行纸币。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商合办的特种银行，如农商银行、中国农工银行等，一般发行几十万至几百万不等的纸币。另一类是比较纯粹的商业银行，占一般华资商业银行的绝大多数。1935年，全国华资银行共164家，商业银行80家，占43.8％，特种银行47家，占28.6％。 后一类商业银行只有少数从国民政府那里取得了发行权。1935年法币改革前，享有纸币发行权的商业银行主要有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中南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上述两类商业银行发行的纸币，数量要比地方银行多出许多，1934年，前者为14837万元， 而后者仅为7086万元，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多。（注：1936年《全国银行年鉴》第十九章"银行统计"，第85-90页。）

　　（三）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并存。本国货币已如上述。外国货币则主要包括从国外输入的银元和外国在华银行发行的纸币两类。外国银元先后在中国流行的主要有本洋、鹰洋、人洋等。上海改用规元记帐后，本洋被废弃不用，代之而起的是鹰洋。鹰洋在1854年开始进入广州流通，1856年进入上海，不久势力由上海延及长江流域。1905年，墨西哥改用金本位制，鹰洋停铸，势力始有所衰退。1895年，英国在印度设造币厂铸造银元，俗称人洋或站洋。广东一带颇为流行，1900年后，北方地区也广泛使用，京津地区尤受欢迎，但上海基本不见使用。由于资料限制，外国银元历年流入中国的数字无从稽考，据魏建猷估计，1911年，仅鹰洋一种在全国流通和储藏的数量就在四亿到五亿之间（注：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第108页。），而1931 年《银行周报》估计外国银币当时在中国的流通数量为8000万元。

　　近代中国发行纸币的外资银行主要有英国的麦加利、汇丰，法国的东方汇理，德国的德华，比利时的华比，荷兰的荷兰，美国的花旗，日本的横滨正金， 俄国的华俄道胜等银行。 上述银行除了俄华道胜银行1926年倒闭，其发行的纸币变为废纸不再流通外，1935年法币改革前都一直发行纸币，有的在法币改革后仍然继续发行纸币。外资银行在近代中国发行纸币的总数，缺乏全面的统计，比较普遍的估算是清末为1 亿元以上，1921年为2亿元以上， （注：《资本主义国家在旧中国发行和流通的货币》，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20世纪20年代前， 其发行额要比华资银行高出许多，30年代则要比华资银行少不少。

　　（四）货币流通的区域性与区域内货币流通的多样性并存。近代中国货币发行权分散，其结果造成每一种货币形态在全国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种类，甚至一地之内就有好几个种类，甲地流通的货币不能流通于乙地，乙地流通的货币也不能流通于甲地，货币流通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外国银元不同种类的流通区域已如前述。中国人自己由各省铸造的龙洋，虽然名义上都是重七钱二分成色九成，但具体的成色和重量却不能准确统一，往往各省互异，只能在本省及附近地区流通。关于清末各省所铸大小龙洋的成色重量，由于资料比较详细，各类货币史的资料汇编和货币史著作都已有统计表（注：参见《中国近代货币史》第 124页。），可供参阅，此不赘述。

　　外国银行发行的纸币的种类也各不相同，如汇丰银行有银两券五两、十两、五十两和一百两四种，银元券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和五百元六种，德华银行银两券则为一两、五两、十两和二十两四种，银元券一元、五元、十元、二十五元和五十元五种。流通范围一是在其开设总行和分行的城市。如汇丰银行主要在上海、广州、哈尔滨、北京、天津、青岛、汉口、福州、烟台、厦门、沈阳等十多个城市。二是其母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东方汇理银行的纸币主要流通于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德华银行的纸币主要流通于山东和河北地区，横滨正金银行等日本银行的纸币则主要流通于华北和东北地区。本国银行发行的纸币也同样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各省市地方银行自不必说，就是三家国家银行，表面上看每家发行的纸币全国统一，但由于各地的银两和银元千差万别，各分行发行的纸币也只能在分行所在的地区流通。

　　种类最为繁复的是银两。近代以前，银两几乎是一家银炉一个种类。进入近代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些地区逐渐统一到一两种种类上，但即使如此，全国的银两种类仍相当可观，"30年代初，有案可查的银两有110种"（注：贾秀岩、陆满平：《民国价格史》， 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列有"各地宝银名称重量表"，总数也在100种以上。与种类繁复相对应的， 是每一种银两流通的区域非常狭小。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大中城市，一般只有一两种，北京流通十足银和松江银，上海流通二七宝银，青岛流通公估足银，天津流通白宝银。而商品经济比较落后的广大农村往往一个小县就有一种银两，如山东胶县流通胶平足银、济宁流通山东高边、潍县流通高宝银等等。银两流通的区域性限制在近代货币中最为严重。

　　一方面，近代货币的流通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另一方面，由于多种货币形态并存，即使同一种货币形态也是多家同时发行，再加上邻近地区货币的渗入，又形成了区域内货币流通的多样性。《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根据1924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出版的《国内商业汇兑要览》编制有"十九省重要城市流通货币的概况表"，清楚地反映了区域内货币流通的多样性和紊乱性。如在上海，通用的银币以袁头币最为流行，其次为江南、湖北、广东、大清龙洋、北洋、安徽龙洋少数也通用，墨洋与龙洋同时可用，江南、湖北毫洋均通用，还通行一种当十铜元，甚至并有极少数制钱流通。银两虽只二七宝银一种，但平砝（重量标准）却有九八规元、库平、公砝平、申公砝平、漕平、关平共六种。通用纸币本国银行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九家，外资银行有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等7家。

　　上述四个方面，简单地说，就是本位不明，主辅币不清，发行权分散，形态多样，种类繁多。近代中国宛如一个未加整理的货币陈列馆，各种形态、种类的货币杂乱地堆积在一起，其紊乱的情形几让人无法叙说。
　　二、货币紊乱的种种弊端

　　具体分析，近代中国无本位的紊乱的货币状况，主要有以下几种弊端：

　　（一）强化了银两作为货币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延缓了中国货币的近代化进程。作为近代工业化大生产产品的银元，在进入市场后应该很快取银两而代之，但是，由于各省自铸银元，成色和重量种类多样，币面价值虽然都是一元，实际价值却各不相同，这就使银元只有依靠与银两的比价才能发挥价值尺度的功能，银两反而由此成为近代必不可少的货币形态，近代化的法货制度因此迟迟不能建立。

　　（二）各地货币之间复杂的兑换关系，既与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又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自1840年中国步入近代，至20世纪30年代商品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现代通讯设施的诞生，交通手段的发达，上海作为全国对内对外贸易中心的形成及其对内地的辐射等等，都使全国的联系更加紧密，但是，作为经济运行润滑剂的货币却紊乱不堪，各地各种类的货币画地为牢，各省银元自不必说，银两种类更是繁多，成色和平砝标准千差万别，必须经过复杂的兑换，才能完成交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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