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背景也发生了变化。开放的金融市场为公平竞争创造了条件，客观环境将更加复杂、竞争更加激烈，金融市场将更富于诱惑性和刺激性。同时，金融投机活动将变得越来越容易，信用膨胀的可能性加大，各种金融产品的界限将变得模糊，金融机构将暴露在更高的风险中。金融创新带来的无序也将对金融管制产生冲击。金融管制在自主地选择一种货币、汇率和监管制度时不得不同时考虑来自国际因素的影响而自动地适应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并调整自己的监管行为和政策。同时又要通过国际条约明确承担和履行管制义务并遵循预先确定的管制行为规范。伴随加入WTO，金融日益全球化，大量金融机构跨国境扩张和发展，各种新金融工具层出不穷，传统金融市场之间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资本的国际流动在不断加快，各国金融市场相互连结的程度在日益升高，金融全球化发展进程中日益增多的国际制约，将使金融管制变得愈加困难。</P><P> </P><P>　　3．金融管制手段和工具在开放经济中将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对于金融管制的手段和工具来说，是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以及伴随这种相互开放而来的金融市场一体化和全球化带来了转变国内金融管制机构，以及转变金融当局监管方式和监管行为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对金融管制提出了采取新监管方式的客观需要。出于维护本国金融体系稳定的目的，金融当局对本国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竞争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并应更多地参照国外金融机构的实践经验。此外，在实现稳定汇率和稳定金融市场目标方面，国内金融当局也应从传统的单边行动转向多边合作行动。</P><P> </P><P>　　(1)以往的管制不能适应金融机构业务多样化的新情况。金融行业有专业分工领域，与此相对应，金融管制采取了机构型监管体制，即不同的金融业务分别由不同的机构进行监管。但这种监管方式越来越不能适应金融机构业务相互交叉的新形势，容易产生因领域界限不清和责任不明而谁都不管的情况，对金融机构的清偿力以及资产组合总体风险的控制和评价往往被忽视。加入WTO后，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大，金融衍生产品的场外交易发展也非常迅速，这都是目前金融管制的盲点。</P><P> </P><P>　　(2)在封闭经济的金融管制体制下，为了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秩序，纷纷建立了金融安全网，但这种封闭经济下的防范措施却存在着先天的不足，难以适应开放经济。金融安全网由各种具体的制度构成，如存款保险制度、资产负债表限制、最后贷款机制等。金融安全网的确有助于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但也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如存款保险制度的最大缺陷是，过多的保险会引发存款者和银行的道德风险，使经济主体的行为脱离市场规则。</P><P> </P><P>　　(3)封闭经济中金融管制只注重国内金融业，疏漏了对跨国金融机构的管制。跨国金融机构的发展使金融资本的流向呈现出多阶性和纵横交错的特征，尤其是发达国家之间金融资本的相互渗透和竞争、银团贷款的发展、银行业对证券业的渗透及其国际化，使一国金融当局对跨国银行业务的监管更显得力不从心。加入WTO后，国家风险和汇率风险较以往大大增加，客观上要求更加全面、更加完善的金融管制来防范跨国银行所面临的风险。在封闭经济的金融管制体制下，由于母国和东道国双方有目的的宽容，使跨国金融机构处于金融管制的相对真空地带。跨国金融兼并浪潮使全球金融市场的竞争进入了垄断竞争时代，为防止超级垄断，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和防止金融风险在恶性竞争中的累积，都需要对金融管制进行制度创新。</P><P> </P><P>　　三、完善我国开放经济中的金融管制的政策建议</P><P> </P><P>　　1．实现管制模式的转换，建立和健全适应于开放经济的金融管制制度</P><P> </P><P>　　我国一直实行严格分业经营的金融管制基本制度。在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中，全能型银行将会非常活跃，它们的业务投向决不会像国内金融业那样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为避免监管领域出现真空，致使被监管对象有机可乘，</P><P> 有必要实现从分业监管模式向三个监管当局的协调的模式逐步转变，以及时解决分业监管中的协调问题；从以行政管理为依托的监管体系转向依靠依据审慎监管原则确立的现代金融管制体系；从仅仅着眼于国内的监管视角转向监管的国际化；中国的金融管制必须按国际惯例对外资金融机构及我国在海外设立的金融分支机构的业务活动实行严格与规范的监管，加强国际合作。其中，政府金融管制职能的转换程度与进度则是完善开放经济中金融管制的核心。政府金融管制职能实现了转换不仅能增强外国金融机构的信心，也能够增强中资银行继续改革的信心。政府金融管制职能的转换，应主要依赖于法律的保障程度。中国金融市场的建设是履行“入世”承诺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建设主要在于立法与执法。建立有效的法律体系有利于构建社会信用的道德基础，培养所有法人和自然人的信用道德观。法律体系对维护国家利益的作用是长期的、稳定的、有力的。因此，必须利用法律来配合政府金融管制职能的转变，形成一个更加有效率的金融制度框架。</P><P> </P><P>　　2．应加强开放经济条件下金融管制的微观基础创新和改革</P><P> </P><P>　　迄今为止，中国金融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这样的金融微观基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金融机构——基本上是按照现代金融企业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金融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金融机构——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商业银行体制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金融机构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在金融行业内由于发展起点的差异和政策的影响，使得国有金融部门具有先发优势和政策倾斜的近似垄断效应，而非国有金融部门如民营金融部门和外资金融部门则由于政策壁垒，难以得到同样的机会加速发展，更无法在金融领域内与国有金融部门一争长短。这会造成整个社会的金融资源难以得到最优的配置，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较低，继而整个社会福利无法实现最大化，是一种扭曲的金融发展结构。</P><P> </P><P>　　同时，应加强金融管制制度的创新，包括金融管制的体系、技术手段、人才队伍等等方面。建立包括政府、行业和社会三个层面的整体监管体系。行业内部监管主要是发挥同业公会的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功能，提高监管成效。强化金融中介机构的作用。金融管制制度的设计也要有利于发挥广大投资者的监督积极性。应引入监管竞争机制，尝试金融管制一体化。金融混业会使监管职责出现交叉，通过整合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的监管机构和监管资源，建立各业微观层面的审慎监管机构，与宏观层面的中央综合监管机构合作、竞争。金融管制理念应从“监管能做什么”转变到“监管不能做什么”，以提高金融管制反馈速度来制衡金融创新的积极性。</P><P> </P><P>　　3．金融管制应与国际规则接轨</P><P> </P><P>　　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推进，世界各国金融管制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得到加强，逐步形成了各国金融管制当局普遍接受的管制原则和标准。如巴塞尔银行管制委员会于1975年、1997年和1999年分别出台《对银行国外机构的管制》、《有效银行管制的核心原则》和《新资本协议》，这些文件虽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各国银行管制的标准制定已经或正在产生广泛影响。我国加入WIO，该组织委员会文件——GATS及FSA协议中有关银行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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