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项目自由化定义为取消对资本和金融项目的禁令。这意味着解除对基本交易的外汇和其它管制，但并不一定包括所有税收一类手段，当事人仍可选择这类措施”。

　　针对资本项目货币可兑换的由来及其内容，我们有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资本项目货币可兑换是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管的事务，与世界贸易组织主管的服务贸易的开放没有必然的联带关系。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加入WTO，承诺开放包括银行、保险及有限制的证券业的服务，并不等于承诺开放资本项目交易。

　　第二，资本项目货币可兑换的内容涉及取消对资本金融项目各项交易的限制，这些限制的主要措施为外汇管制，也可以理解为包括税收和补贴。在把握住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和金融项目的主要交易内容时，我们可以将解除外汇管制区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其一是资本流动可分为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它投资。直接投资包括股本资本、再投资的收益和其它资本。证券投资主要包括股本证券和债务证券，后者又分为长期债券、货币市场工具及衍生金融工具。其它投资则包括贸易信贷、贷款、货币和存款及其它资产和负债。其二是资本流动包括流入和流出两种流向，在资产和负债两项中都可以发生，其定义是资产增加或负债减少为资本流出，资产减少或负债增加为资本流入。其三是资本流动的主体分为居民和非居民，包括家庭和组成家庭的个人及法定的实体和社会团体两大类。

　　外汇管制可以针对资本项目的所有交易工具、类型和交易主体，也可以将他们区别对待。解除管制也是如此，任何一个主权经济体都有自行决定的权利。

　　2.关于实现资本项目货币可兑换的政策选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何成员国，都有权选择是否、何时、如何实现资本项目货币可兑换。

　　与将实现经常项目货币可兑换列为成员国的一般义务不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要求其成员国实现资本项目货币可兑换。恰恰相反，在基金的协定第6条第3节中，却明文规定成员国可以对资本流动采取必要的管制。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前，包括欧洲各国及日本等绝大多数的基金成员国都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90年代后，当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解除资本管制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资本项目货币可兑换的态度才发生根本的转变。基金执行董事会于1994年9月的马德里宣言中表示欢迎货币可兑换的变化势头并鼓励成员国取消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在1997年9月基金于香港举行的年会上，基金临时委员会曾就资本自由流动和基金协定的修改提出一个报告。但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理论界和一些政府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破坏作用表示担心，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如斯蒂格利茨和克鲁格曼等主张在必要时可以实行资本管制。人们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修改变得更加谨慎起来。

　　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对资本项目货币可兑换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其政策选择的依据是自身的利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成立时，只有美国等极少几个国家承诺资本项目开放。当时，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良好，黄金储备充裕，美元实际上是世界货币。但到60年代以后，美国由于国际收支赤字和资本外流，便对资本项目交易实施一些限制，如征收“利息平衡税”。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受到二战的破坏，外汇储备短缺，在二战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直到70年代末才逐步开放资本项目。就发展中国家来说，情况的差异和复杂更引人深思。一些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从80年代起开始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开放模式的选择还不尽相同。有的选择渐进式开放，如70年代的墨西哥、后来的韩国、马来西亚等。有的选择激进式开放，如70的年代的乌拉圭、阿根廷、80年代的新加坡、90年代的东欧国家等。无论选择何种模式，对外金融自由化通常与国内金融自由化几乎是同时实行的，如拉美一些国家在 70年代实行利率自由化改革。另外，在对待不同的资本项目交易上，也采取不同的政策。大多数国家放开对资本流入的限制，但保留对资本流出的一些限制，特别是在发生金融动荡时，如马来西亚在亚洲金融危机时便恢复资本管制，也有的国家对资本流入非常关注，如智利为了减少资本流入对本国货币稳定的冲击，就采取多种措施限制资本收入。

　　资本项目开放的后果也有很大差异。总体上说，发达国家的资本项目开放都比较成功，而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中大都遇到过严重的问题。如乌拉圭、阿根廷、智利在70年代开始的金融改革后都发生了金融危机，墨西哥在90年代前期发生金融危机，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于90年代后期发生金融危机，巴西、俄罗斯亦深受影响，阿根廷则在新的世纪遭遇更大的麻烦。这些危机不能说与资本项目货币可兑换的放开没有关系。再联想前面讨论过的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归属问题，西半球国家是在80年代的债务危机后陷入经济下降和停滞的，亚洲新兴工业经济受金融危机打击之严重，不能不令人对金融自由化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

　　三、中国在资本项目币可兑换上的政策选择

　　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国际背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融入日益自由化的世界经济是中国的不可逆转的选择。在讨论中国在实现资本项目货币可兑换时的政策选择时，既要借鉴前面的分析和国际经验，更要关注以下要讨论的中国经济的一些特殊情况。

　　第一，中国经济确实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很大的好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规模巨大的外资、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不仅直接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通过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传播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不过，我们在欢迎经济全球化的时候，还应理智地看到，中国还是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很低，社会上收入差距很大，整个国家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巨大的人口压力、资源有限、失业严重仍是最大的难题。在加入WTO之前，中国经济开放的程度是有限的，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还处于强有力的保护之下。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将面对更严峻的挑战。

　　第二，中国的金融基本面和结构上存在很多问题，摘其要者列举如下。其一，金融市场规模太小，不规范。以外汇市场为例，我们现时只有一个不规范的银行间市场，每年的外汇交易只有 1000多亿美元，加上外贸结售汇，每年的外汇交易量也只有约6000亿美元，日均交易量在20一30亿美元之间，而全球的日外汇交易量有15000亿美元之巨，中国外汇市场好像是茫茫大海中一叶扁舟。再看中国股市，A、B股市场分割，国有股减持困难重重。更为严重的是，中国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差，很少分红派现，市场炒作投机风盛行。其二，中国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率过高，保守的估计是在25％以上，大大高于国际上的一般水平，企业逃废债行为也很严重。其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面临巨大压力，银行不良资产犹如悬在头上的一把剑。中国现时的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率偏高，M2与GDP的比率超过150％，比国际上的一般水平高出一半，再考虑到银行的脆弱性和其它投资的回报率偏低的因素，资本外流的内在动力很强。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自1992年以来，资本外逃规模达2000多亿美元，影响资本外逃的因素是多种的，但资本管制对中国资本外逃的限制性作用明显大于其刺激性作用。

　　第三，中国经济和金融上存在的问题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反映的是转型过程中制度建设中的一些缺陷。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仍未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国有企业耗费了2／3的社会资源，产出却只占GDP的1／3.政府对经济的过多的行政干预、脆弱的银行体系、巨额的不良资产、整个社会存在的信用风险使市场制度的建设遭遇巨大的障碍。

　　考虑到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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