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企业来了，缺少配套；也可能城市绿了，企业“黄”了。城和市的辩证法是城建规划要超前，城建投入要和市场发育相协调，保持较低的交易和机会成本，要把就业和经济效益始终摆在城市发展的首位。     中国城市化战略的目标模式多年来，人们一谈到中国城市化战略、道路、目标等问题都集中到城市规模上，有中小城镇重点论、大城市重点论、中等城市重点论、多模式论和小城镇重点论。对决策影响最大的是小城镇重点论，虽然理论上没有多大说服力，但易于操作，符合大多数决策者认识水平和心理状态。这种讨论没有抓住城市化的本质，重结果轻过程，没有准确把握城市化的对象、内容和动力机制。至今有许多人还把城市化看做城建问题，看做是政府计划的产物，没有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律上把握问题。反而出台了许多抑制城市化的政策和措施，造成城市化严重滞后的局面。 

    城市化的动力既然是追求集聚效益，我们的目标模式必须以效益为标准，只要集中带来的效益大于弊病，城市的规模就要扩大，一旦集中带来的效益小于带来的弊病，城市就会停止扩张，走向反面。因而我们在城市化发展战略上没有必要人为限定规模。我们的城市化战略的基本方针应该是效益型城市化战略，宜大则大宜小则小，让市场去选择。 


    为了保障效益型城市化战略的实现，我们必须采取全方位开放式的要素流通政策，扫除一切要素流通的人为障碍。从政府的角度看问题，我们的城市化战略应该是全方位、开放式、效益型的发展战略。 


    现在我们研究任何问题都不能忘记中国特色。在城市化问题上中国特色是什么？许多人都会认为中国农村人口太多。这是表面现象，哪一个国家城市化初期都是农村人口太多，这不是特色，是城市化的动力所在。中国在城市化问题上的特色不在于人口太多，而在于阻力太大。由于阻力太大，城市化滞后才造成农村人口太多。在城市化的阻力中，中国的最大特色是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政府控制力太强，一旦政府出面阻止城市化的正常进程，对动力的抵消作用最大。如：划地为牢的户口制度，超越产权一刀切的平分土地的大包干政策和承包期不断延长的政策，离土不离乡分散工业化的政策，政府出面圈地建开发区和小城镇的政策等等。这些政策都对中国城市化造成了巨大的阻碍作用。正是这些政策几十年没有根本改变，使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世界平均水平几十个百分点，使中国农村人口几十年里一直按小农经济多生、生男丁的人口规律繁殖。因此农村人口多是城市化滞后的产物，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压力、城市化的动力，它不决定城市体系结构的特点，而是决定城市化速度必须超常规，常规发展永远摆脱不了人口的压力。 


    小城镇在城市体系中是不可缺少的。但不可片面强调小城镇，更不可以之为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我国的城市体系已经形成大中小全面发展的格局，人口城市化率已达到30％以上，大城市的主导作用己经形成，真正纳入城市经济体系，在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起积极作用的小城镇是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的附属物，是由大中小城市辐射而成。小城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它或者是某个中心、副中心城市的功能区，或者是远离中心城市，一般在二小时经济圈外，正在成长中的小城市。后者虽然城市功能不全，但随着周围经贸关系的发展，有可能成长为完整的功能齐全的小城市，甚至成长为大城市。小城镇处于城乡的过渡带，从来没有独立的经济社会地位，或者从属于城或者从属于乡，由于自身规模不经济，它存在的必然性、效益性或者从它附属的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来寻找，或者从乡村经济来寻找。总之，我们可以把小城镇概括为三种形态：中心城市形散神不散的功能区；正在发育中的小城市；农村居民城市化的新社区。小城镇是城乡要素流通落差最小、吸纳集聚动力最弱的空间，目前不可能成为中国人口城市化集聚的重点空间。 


    小城镇之所以被当作中国实现城市化的主要载体，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我国的工农、城乡两元经济和社会结构长期并存，客观上已经形成两种不同的利益集团。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严酷现实。在发达国家全球化、一体化、信息化、新经济、知识经济、高科技宣传攻势的压力下，一部分人急于去和发达国家接轨、一体化。他们有意无意地忽视国内城乡工农两元的现实，企图把九亿农民固化在农村，就地城市化，一方面借以缓解当前内需不足的压力，一方面避免农工潮冲击现有城市现代化、国际化的进程。这种对策思想客观上代表了城市某些既得利益阶层自私的愿望。事关全中国人民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应该严肃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我们应该毫不含糊地指出这种对策思想是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市场经济。 


    我们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两亿四千多万小农户基础上既建不成市场经济，也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的前提是要素资本化商品化，要素可以自由流通。按人劳比例平分土地的制度延长三十年，就是说三十年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基础，三十年缺少市场经济的前提。由政府出面遍地开花搞小城镇，跟遍地开花搞开发区没有本质区别。搞得好的也不过是对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乡镇工业的就地整合，对分散的农村社区就近整合，使农民换个活法。这种做法对启动农村消费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最大的作用是把小农经济凝固化，把工农城乡两元结构凝固化。农户住进小城镇提供的新社区，照旧去耕种他们那小块土地，消费方式变了，生产方式没有变，小生产还是那个小生产，就业还是不充分，收入还是难提高，好象吃了一片镇痛药，感觉舒服了，病根还在。要靠小城镇解决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小城镇的二、三产业必须有足够的吸引力，使绝大多数农户放弃土地转为市民，使耕地集中到可以企业化经营，那么这个小城镇己经不是小城镇，它至少己是一个十万左右的小城市了。目前许多县城也达不到这种规模。 


    我国目前所需要的小城镇是中心城市辐射型的小城镇，是大量农民分化举家迁居城市之后由新型农场主、农业企业家组成的新社区。这个新社区是农产品加工基地、集散地。这样的小城镇只有在全方位开放式效益型城市化方针指导下，大多数农村人口转化为市民之后，才能普遍出现。现在要寻找这种小城镇只有到以色列去看吉布兹农庄，到华西村、南街村去看相似形。之所以称为相似形，因为绝大多数农村已过那个村没那个店了，那种内方外园的制度基础己经不复存在，必须重新走漫长的也可能是痛苦的原始积累的具有时代特色的老路。这也叫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吧。如果我们城市化方针不再犯方向性错误，一年一个百分点的提高城市化率，也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市场经济的原始积累，建成社会生义的经济基础，赶上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 


    政府在加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 


    我国的城市化已经滞后，发展的形态已被扭曲，滞后的程度是几十个百分点。滞后的原因是我们的发展观、发展战略及其配套政策形成的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滞后的主要责任在政府，加速城市化的责任、补课的任务也应由政府来承担。各级政府加速城市化的工作不是把人和企业人为地向城里推，而是要加速改革，加速扫除城市化的一切人为的障碍，加速创造城市化顺畅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把现实生活中城市化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建立全社会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是硬道理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同，这是我们社会观念的巨大历史性进步。但究竟什么是发展，发展的本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标志是什么？我们实践中把握的并不准确，并不稳妥，城市化严重滞后是发展观出了问题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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