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上帝论文网为您收集整理，上帝论文网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摘要]本文对距今七十多年前民国政府对本部开发活动的进行了回顾，指出当时的开发主要局限于农业开发。但是由于政府忙于内战，开发仅仅限于在今天的关中一带，作用较小。回顾这一过程，对于今天的西部开发也许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西部；农业开发

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落后于东部，要缩短东西部之间这一差距，就必须开发西部。近来中央号召“西部大开发”，以加速西部落后地区的建设。实际上，开发西部并非始于今日，七十多年前，国民党政府曾有“开发大西北”的口号。“大西北”实际上就是“西部”的一部分。本文拟略述当年开发大西北和紧接着抗战时期西部地区农业开发的概况，希望对今天的西部开发有所借鉴。


一、1932年提出开发大西北

“大西北”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各省，但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开发大西北似仅指陕、甘、宁一部分地方。1928～1930年，陕甘宁一带连续三年特大干旱，泾渭诸河水涸，可以行车，粮食无收，哀鸿遍野[1]。政府机关和民间慈善团体拨款、募捐，进行救济。但面对这样严重的旱灾，似不能止于临时性的救济，应有进一步措施，因此国民党政府提出开发大西北。

当时说的开发大西北，实际是开发大西北的农业。农业开发要依靠农业科学，可是那时西北地区竟无一所高等农业学校，故开发大西北必须从兴办农业教育入手，为此决定筹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于武功。威胁西北农业最主要的是旱灾，兴修农田水利当然更刻不容缓。陕西籍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当时提出“十年万井”计划，即在西北广凿水井，用以灌田。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陕西蒲城人）则在陕省当局支持下，全力以赴地兴建大型水渠以解决引水灌溉的问题。

李仪祉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执教于河海工科大学（今南京河海大学前身），历任治理黄淮等水利机关要职。此次西北特大旱灾后，主持陕西水利局，首先兴建的是泾惠渠，于1930年10月动工，所需经费除省府提供一部分外，主要由华洋义赈会[2]承担。1932年泾惠渠第一期工程完成放水，效果显著。第二期工程继续进行，至1935年全渠竣工，可溉田50万亩[3]。

据调查，泾惠渠附近棉田，修渠前常年亩产籽棉二三十公斤，修渠后产量大为提高，最高的亩产可达170公斤。修渠前每亩地价仅值一、二元，水渠建成后，亩价涨到百元左右[4]。据说那时农村穷困，常有铤而走险的农民，拦路勒索抢劫，但遇水利局职工，只要提出证件，便能放行，决不留难。可见水渠嘉惠陕西之钜，农民对水利局爱戴之忱。

在泾惠渠完成后，关中又动工兴建洛惠、渭惠、梅惠三渠。有水源可供引灌之地始能兴建水渠，否则惟有求助于凿井。前述于右任提出十年万井计划，每眼井一般可灌旱田30亩左右。20世纪30年代关中凿井不多，40年代陕省农业改进所曾组织凿井队在秦岭北麓凿井多眼，在离水源较远之地凿井抗旱亦起一定作用。

兴办农业教育是开发农业的基础工作，前述1932年筹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至1934年部分校舍建成，开始招生。首先招收的是水利系本科预科各一班，又招收职业学校的农科、林科各一班。到1936年全部校舍建成，设水利、农艺、林业、园艺、畜牧兽医、农经6组，全面招生[5]。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该校首先招收水利系的本科及预科，说明水利科系的被重视。当年李仪祉主持修建泾惠等渠时，所有的高级技术人员大多是他任教河海工科大学的毕业学生。继泾惠等渠后又修建多条水渠，因此培养水利工程技术人才确是当时陕省的迫切任务。

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辟有大面积之林场，设有森林研究单位，1933年聘请德国林学家芬次尔博士主持其事。芬次尔又以陕省府高级顾问名义兼任省林务局局长，认真擘划，全省设林场7处、苗圃若干处，发展林业。森林与气候有密切关系，当时陕省十分重视林业。芬次尔大约于1936年病逝于陕西，是开发大西北的一大损失。

畜牧在西北农业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畜牧业是开发大西北农业的一个重要项目。传染性很强的家畜瘟疫是畜牧业的主要威胁。1933年，政府在兰州设西北防疫处，初设时设备简陋。1934年，国民政府直属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在兰州成立畜牧改良场，又充实了西北防疫处的设备。后来农林部又在兰州设西北羊毛改进处。该处曾先后从新西兰购买纯种毛用羊百余头，又从新疆购得改良的毛用种羊百余头，在青海、甘肃、宁夏等地设站，用人工授精术与民间母羊配种，以改良羊品种。农林部又在兰州、西宁成立兽疫防治处，并设厂制造牛瘟血清疫苗等，供西北地区防治兽疫之用[6]。

综观20世纪30年代前期开发大西北，大概因限于经费和人力等原因，当时切实进行的就只兴修水利和筹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二项，就地区上说，这两项措施都在陕西关中。“开发大西北”这个口号给人的印象是目标很大，而当年实际进行的却只水利、农教、兽医二、三个项目，地区主要在关中，和口号相比，显得很不相称。不过兴修水利和兴办农业教育，确是开发大西北农业最迫切需要的，目标明确，措施专一。当时从事此二项工作的人都认真负责，踏实工作，因而取得很好成绩，为以后开发大西北奠定基础。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进入了抗战时期。

二、抗战时期西部农业教育的发展

抗战前夕，西部地区的高等农业学校除成都的四川大学农学院和上述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外，尚有规模很小的两所，一所是兰州学院1932年增设的农业专修科，另一处是重庆的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农业系。农业科系不是这二所学校的主体。当时西部地区仅此四所。抗战期间则有较大发展。兹将抗战期间西部六省增设的高等学校农业科系列举于下：

陕西 1937年北平大学农学院随校迁至西安，次年在陕南的勉县开学。1939年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成立西北农学院。1946年时，该校共有10系。

甘肃 1932年兰州学院内增设的农业专修科情况不详。1946年，由兰州学院扩大而成的兰州大学内增设兽医学院。翌年该学院独立为国立兽医学院。1939年教育部在兰州成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校中农业方面设有畜牧兽医、农艺、森林、农经、农田水利等。

新疆 1941年，新疆学院内增设农艺及畜牧兽医二专修科。

四川 1935年，四川省立农学院与重庆大学农学院合并成为四川大学的农学院，1944年时设有6系。30年代前期四川乡村建设学院成立于重庆，设有农业系，前已述及。1937年，该校改为四川教育学院，农业系改为农业教育系。1939年，教育部在乐山及西昌分别设立中央及西康二所技艺专科学校，前者设农产制造科，后者设农林科。1941年，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增设农业专修科。

贵州 1941年，贵州省成立农工学院，次年改组为贵州大学。其农学院设有3系。
云南 1938年，云南大学增设农学院，设有5系。

综上所述，抗战之前西部6省只有4所高等农业学校，抗战期间，设有农业科系的高等学校增至11所以上。再加上外省迁入的6所[7]，一反过去西部地区农业教育十分冷落的局面，农业教育兴旺发达，反映农业开发的加强。


三、抗战期间西部粮食生产的开发

粮食是坚持抗战最重要的物资，农林部为此特设粮食增产委员会，省县各级亦设粮食增产机构，督促后方各地开展粮食增产运动。战时后方人口陡增，市场上对粮食的需求亦随着增加。在政府机关督促和市场需求刺激的双重影响下，推动了战时后方各地粮食生产的开发。因小麦的统计资料比较完整，现以小麦为例，将西部六省战前的1931～1937年小麦种植面积和产量统计数的七年平均值和战时战后1938－1947年十年平均值列表于下：

省别1931－1937年七年平均种植面积（千市亩）1938－1947年十年平均种植面积（千市亩）1931－1937七年平均产量（千市担）1938－1947十年平均产量（千市担）

四川15538218733625848670
云南36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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