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额８％,嗣后该省蚕丝事业愈加发展，故输出数量，亦见增进。迨至同治九、十年（1870--1871），输出之丝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85)。广州生丝出口量，五六十年代还只占全国出口量的百分之八，到七十年代初（1870-1871年），已跃升至四分之一了，并保持增长的趋势(86)，展现出生丝出口的大好前景。正如「1878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中所说：「在出口货物中，丝及丝织品是迄今最重要的品种」(87)。但是，与此同时也面临危机。这就是手车缫丝的质量已经不适应市场的要求。进口中国生丝的英法丝业界对中国生丝的质量提出严重警告，要求改进缫制和包装质量(88)。

南海县华侨陈启源就是在这一机遇与危机并存的情况下，于1873年创办「继昌隆」丝厂，引进机器缫丝工艺，使生丝质量和劳动生产率皆得到提高。

机缫丝一投入市场，出口量便急剧上升。机缫丝出口量始见于1883年的海关统计。该年为1254担，占该年生丝出口量9556担的13％。仅过两年后，机缫丝增至3437担，首次超过了手缫丝（土丝）。尔后迅速发展，终于取代了手缫丝。（详表3）。19世纪80年代「广州机缫几乎独占了欧洲大陆市场，成为那里的意大利生丝的廉价替代物」(89)。1911--1929年间，珠江三角洲生丝的出口量三至五万余担，价值达「四至五千万之巨」，约占广州外贸出口总值的50--60％左右。如果把水结、丝织品等出口值一并计入，可占广州出口总值的70--80％(90)。蚕丝业已经成为珠江三角洲，乃至广东全省的经济支柱。

表3 珠江三角洲机缫丝与手缫丝消长况 单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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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手缫丝 占％ 机缫丝 占％ 总计
1881-1882 11526 11526
1882-1883 8302 87 1254 13 9556
1883-1884 8978 76 2857 24 11835
1884-1885 3116 48 3437 52 6553
1885-1886 2567 37 4457 63 7024
1886-1887 8462 54 7158 46 15620
1887-1888 4207 33 8720 67 12927
1888-1889 1760 26 5123 74 6883
1889-1890 4928 33 10219 67 15147
1890-1891 3278 24 10317 76 13595
1891-1892 4659 28 12146 72 16805
1892-1893 4171 18 18687 82 22858
1893-1894 1951 11 16438 89 18389
1894-1895 2159 11 18179 89 20338
1895-1896 2474 11 20629 89 23103
1896-1897 2411 10 22210 90 24621
1897-1898 1933 8 22727 92 24660
1898-1899 2655 7 34055 93 36710
1899-1900 2375 6 34612 94 36987
1900-1901 1037 3 31038 97 3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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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粤海关十年报告（一）（1882--1891），粤海关十年报告（二）（1892--1901），见广州方志办编：《近代广东口岸经济社会概况》，页847--954。

复次，商品性手工业如铁冶业、陶瓷业、棉纺织业等勃然兴起，并纳入出口贸易的轨道。

佛山于广州西南部距20公里处。地处西、北两江干流通往广州的要冲上。佛山铁冶业和石湾陶瓷业本是适应农业商业化的需要而于明中叶兴起的。这是因为甘蔗种植的扩大，引起制糖业的兴起；制糖业的发展，又需要铁锅以熬煮糖浆，需要陶缸以蓄糖的缘故。由于铁器和陶瓷产品的精良，在明代中后期，已有部分纳入出口贸易的轨道。佛山的铁锅等铁器，已「南走澳门，至于红毛（荷兰）、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等(91)。石湾的陶瓷，则正如屈大均所指出：「石湾之陶遍二广，旁及海外之国。谚曰『石湾缸瓦，胜于天下』」(92)。

棉纺织业的兴起，也是由于出口贸易所推动。珠江三角洲气候潮湿，不宜于棉花的生长，故种植甚少。明清间，珠江三角洲与棉花产地中心松江建立糖棉贸易关系，正是为了交流各自盛产的农产品。买棉织布，是为了自给。18世纪下半叶，英国千方百计地输入其羊毛织品和棉纺织品，以力图打开中国广阔的市场。但英国输入的曼澈斯特布，不仅不受欢迎，中国出产的南京布（因南京一带用一种紫花织成而得名，是以松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出产的优质棉布。）反而流往英国等欧美地区，制成欧美绅士的时髦裤子而竞相崇尚，并为此而在美国人衣料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于是英国人改用「三角贸易」的对策，将其产品输入印度，换得印度的棉花和鸦片，再用来输入中国，以换取中国的茶和丝货。珠江三角洲利用英国运来的棉花，发展棉纺织业。佛山是其重要基地，设有22间棉花行户，经营棉花业务。当地生产的「南京布」，在质量与颜色上皆胜于曼澈斯特布而输入英国。在这里，进口原料，输出成品，在进出口贸易中收到了增值效益。土布，经在佛山加工染成所谓「长青布」，输往新加坡(93)。

烟花爆竹的出口，自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都在二、三万担至五、六万担之间徘徊（详表2）。这一产品几乎都运往美国市场。自80年代中期起，美国提高此项商品的进口税。于是，烟花爆竹的出口受到了损害(94)。

珠江三角洲的商业化是随着海洋贸易的发展，出口产品的增进而逐步加深的。始自明中叶的商业化，到乾、嘉年间，据时人龙廷槐对广州府（所辖范围大体相当于今的珠三角）各县所作的从业结构的统计，当时已大约有30％的人口直间接服务于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95）。就是说，珠江三角洲当时约500万人中，已有百万以上的人是借商业为生计的。如果再把从事以出口贸易为导向的商业化农业和手工业的烟户包括在内，则绝大部分的居民都已卷入外向型的商品经济活动中去了。

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蚕丝区已是靠出口为生计，海洋经济化了。商业化是以取得足够的粮食供应为前提的。清代中叶以前，主要靠广西米从便捷的西江输入；近代以后则转为依靠洋米。据笔者实地调查，顺德人就因抗日战争爆发后切断出口和洋米的输入而锇死不少人（96）。

珠江三角洲作为海洋贸易的基地，还表现在作为中国海洋贸易中心的广州，自明中叶起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不断地加强与珠江三角洲经济的联系，将其作为贸易腹地的核心区。清代乾隆22年广州被确定为独口通商口岸而垄断中西贸易，更给珠江三角洲提供传统市场与地利之便。处于珠江三角洲南端的澳门，于嘉靖晚期也不断发展起来，成为远东的贸易中心。清代又充当广州的外港，成为广州对外贸易的缓冲之地。鸦片战争后香港的崛起，与广州、澳门，在珠江三角洲的地域内形成三足鼎立，更加强了珠江三角洲海洋贸易基地的地位。


注释

（46）葡萄牙人于嘉靖32年（1553年）占据香山县澳门后，以此为基地，先后建立起以与印度果阿、日本长崎和菲律宾马尼拉为主的贸易网络，并通过果阿与欧洲发生贸易关系。因广州是中国海贸的中心，葡人利用澳门与广州密迩且交通便捷的区位优势，通过广州取得其所需要的货物，实际上把中国变为其腹地。自万历6年至崇祯4年（1576—1631年）期间，每年在广州举办的夏冬两季的定期集市上，葡人是其主顾。他们大量采购珠江三角洲和国内各地运来的商货，这对珠江三角洲的商业化是起推动作用的。关于明中叶后澳门在海外贸易中所起的作用，请参阅全汉升〈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外贸易〉，见《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台北：稻禾出版社，1996年11月）页135—158。
(47) 参见拙作《明代后期广州市场的转型与珠江三角洲社会变迁》，台北：《明史研究专刊》第12期（1998年）页265-289。
(48)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茶园」。
(49) 嘉靖《广东通志》卷66，「外志」3，「夷情」上。
(50) 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 年出版），第459页。
(51)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纱.缎>。
(52)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食语.谷>。
(53)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7，「草语」，「蔗」条云：「粤人开糖房者多以致富，盖番禺、东莞、增城糖居十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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