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新品种。在海外享有盛誉的珠兰香茶，即于此生产。薰茶用的珠兰、茉莉花在今的广州珠江南岸的庄头种植。「花茶」中的橙香白毫也深受青睐。其原料则采购自西江上游和贺县等地。现将80年代茶叶出口及珠兰和橙香茶在出口总量(72)中的比例统计如表１。从表中可以看到80年代中叶后，茶叶出口渐趋衰落。这是因为印度、锡兰和日本茶先后在国际市场上崛起而受到排斥的缘故。唯珠兰香茶凭其特殊的品味，尚能支撑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表１ 1882-1891年广州口岸茶叶出口情况统计（单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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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红茶量 绿茶量茶 出口总计 珠兰香茶 占％ 香橙白毫 占％
1882 121933 1491 123424 80401 65 19055 15
1883 110349 1144 111493 78377 70 14466 13
1884 104244 666 104910 82443 79 8306 8
1885 130571 533 131104 99876 76 13027 10
1886 102210 682 102892 75948 74 8709 8
1887 119160 235 119395 88536 74 7690 6
1888 94409 42 94451 73606 78 5875 6
1889 77754 150 77904 65111 84 2411 3
1890 63573 8 63581 52160 82 4090 6
1891 25664 3 25667 15057 59 192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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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粤海关十年报告(一)（1882--1891），见广州市方志办编，《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页487--901。

织草业，以东莞、宝安县为基地。至少于明中叶，已有一部份居民以采集水草，纺织席、绳为业，以此为衣食之源(73)。清代之后，自军铺（今东莞厚街附近）至虎门一带的千顷卤田，皆产水草，可供织席。织席业中已出现雇庸关系(74)。道光年间(19世纪30年代)，利用万顷沙栽种水草，以加速沙坦淤积。当时草田已有一万多亩(75)。鸦片战争后，因水草、草席的外销量日增，东莞的草织业得到迅速发展。同治、光绪年间(19世纪70年代)，东莞厚街乡已有一万多人从事草织业。当时道窖有「黄祥记」、「国顺」等店号，从事水草加工出口。据广州海关统计，19世纪70年代起,出口量不断增加。单草席一项每年低的有七、八万卷，80年末至90年代代已高达20多万卷，1989年便达228929卷（详表2）。但是，自19世纪80年代起，日本草席迅速发展。90年代后，已构成对珠江三角洲草席出口的威胁。20世纪初,草席每年出口尚能维持在十万卷左右。1901--1906年间,运到香港的「街市草」（作市埸绑肉菜用的草）每年达18,000担，扭草25,000担。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东莞的草田面积达26,000多亩，年产量约35万担(76)。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水草外销受阻，很多草田改种水稻。水草生产趋向衰落。战后虽得到复苏，抗日战争期间，又横遭摧残，直至解放前夕，仍未能挽回衰败的局面。

葵扇是一古老的产品，至少可追索到晋代(77)。明清作为「广货」流布四方。新会的西沙头、西涌、黎乐（今礼乐）等地以此为生计之源。鸦片战争后，「葵扇主要运往美国，也有少量运往欧洲作为装饰之用」(78)。从海关的十年报告看，19世纪80年代，出口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详表2）。

此外，诸如为出口而生产的爆竹、铁器、以醋姜为主的蜜饯果品，也都是值得注意的行业。


表2 19世纪80年代草席（单位：卷）、爆竹（担）、葵扇（千把）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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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1882 1883 1884 1885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1891
草席122247 141132 85504 72839 137852 140018 155605 228929 177645 208825
爆竹 38536 54455 49217 27831 65361 55892 53313 51773 40521 36483
葵扇 2654 4975 8128 7276 14569 9103 10258 9524 13733 1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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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粤海关十年报告(一)（1881--1892），见广州市方志办编：《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页847--901。

蚕丝业在出口贸易中尤其令人注目。蚕丝业在珠江三角洲，本有悠久的历史。但一直得不到发展，丝货（包括生丝和粤缎、广纱等丝织品）作为一种农产品的加工产品而大量投入市场，完全是在出口贸易的需求下出现的。如前所述，16世纪，由于太平洋丝路的开通，需求日益增大的马尼拉丝货市场强烈刺激，引起珠江三角洲蚕丝业的兴起。明中叶，因它属初露头角，不为国内有关商业记载的文献作者所注意。实际上，其丝织品的质量在某些方面已超过江南地区的产品。据沈廷芳（乾隆）《广州府志》引嘉靖《广州府志》云：

「粤缎之质密而匀，其色鲜华光辉滑泽。然必吴蚕之丝所织，若本土之丝，则黯然无光，色亦不显，止可行于粤境，远贾不取。粤纱，金陵、苏、杭皆不及。然亦用吴丝，方得光华，不褪色，不沾尘，皱折易直，故广纱甲天下，缎次之」(79)。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

「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80)。

珠江三角洲输出「广货」，购回江南的吴丝，巧织成广纱、粤缎，以供出口。在这里，以出口贸易为生产的导向是明显的，也说明其贸易已具有促使资源配置优化的意义了。

日显重要的珠江三角洲蚕丝业，因广州被确定为独口通商口岸而得地利，加之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严禁丝货出口，后改为只允许土丝（指粤丝）和二蚕湖丝出口，又使之受益，生丝的出口与日俱增。传统的手工缫丝方法是手车缫丝。它和蚕桑业是连在一起的。作为一种家庭副业，它流行于南海、顺德和香山一带蚕桑区。当地诗人陶靖节有诗云：「相见无杂语，但道桑麻长。」(81)又有一首竹枝词写道：「呼郎早趁大冈墟（按大冈墟在蚕丝核心区顺德龙山乡），妾现蚕缫已满车；记问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如何」(82)。蚕丝区农户的经济生活，在乾、嘉年间已开始与海外丝市连在一起。丝市的动向成为农户关心的话题。

早在明后期以粤缎、广纱驰誉海外的丝织业，入清以后也以佛山为重要产地。清初佛山的丝织业已增至十八行，计有八丝缎行、什色缎行、元青缎行、花局缎行、宁绸行、蟒服行、牛郎纱行、帽绫行、绸绫行、花绫行、金彩行、扁金行、对边行、栏杆行、机纱行、斗纱行和洋绫绸行等。清中期益加繁盛。早在雍正年间（1723--1735），广州已有机行的设立，聘请江浙师傅前来传授丝织技术，分有蟒袍行（朝袍行）、十八行、十一行、金彩行和广纱行等五个行。产品多种多样。工人有三四万之众(83)。

18世纪20年代，丝货在中国出口商品中已退居茶叶之后，但就珠江三角洲而言，丝货却升为首位。它作为生丝产地，在明代尚默默寡闻，乾、嘉年间已大露头角，成为生丝出口的重要产地。珠江三角洲的生丝在国际市场上真正具有竞争力，则要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这同海洋贸易格局的变化，土丝为机丝所取代有密切关系。

1869年11月苏伊士运河的正式通航，缩短了到欧洲的航程，以及1871年6 月上海经伧敦到旧金山，新加坡到香港海底电缆的接通，信息传递的便捷，使海洋贸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海外市场对生丝的需求日益扩大，因而前述的咸、同之际珠江三角洲掀起的「废稻树桑」高潮，就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1872年, 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的商务报告指出:「粤丝出口的增长是很显著的，并且已达到几年来没有预期到的数量和重要地位......（粤丝售价的提高）大大地剌激了这一贸易，向来种稻的大片土地现已经或正在辟为桑林。因此，每年的出口都可望增加」(84)。海关副税务司班思德在论述1859年至1871年间中国丝类贸易时指出：「中国运销外洋之丝类，生丝实占极大部份，大抵由沪、粤两埠输出。......广州输出之数,初时仅占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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