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1941年4月的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和6月的全国财政会议上制定《战时财政改革》计划，但为时已晚。
    二、以充实国力为归宿的战时金融思想
    章乃器在七君子事件入狱前后，即开始关注战时金融问题。1937年年底，他先后发表数篇文章，提出了以充实国力为归宿的战时金融思想。
    他认为政府已经施行战时的金融政策，民间“便不必再以实施战时金融政策的口号来号召，而且也不必再来一套耸人听闻的战时金融政策以扰乱人心。……我们在这时候，也只好在现行的原则之下，在如何运用金融力量推进生产、巩固国防、动员全国的问题上面，多做一些设计建议的工作，以增加现行金融国策的积极性而充实其内容”377。他之所以表达对政府金融统制政策的支持，主要在于他认为战时金融就是用金融的力量，去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应敌。包括：“(一)节约私人的消费以充实战争经费，(二)节约商业资本以充实农工业资本，(三)节约非国防工业资本以充实国防工业资本，(四)维护物价、稳定汇价、保护金融机构以增强抗敌力量”381-382。“金融是国家的血液，不是谁家的私财；金融机构是国家的心脏，不是谁家的店铺子”，战时金融不但要为国际收支和国民收入打算，而且要为增强国力和培养民力打算388。战时金融界应该根据自足、自给、自卫的原则，以充实国力为目标，而不能一味计算成本，也不能一味计算收益388。
    抗战爆发后，日军很快占领了中国东部地区，财政收入锐减，军费开支剧增，财政赤字严重，法币的发行量也随之大增，通货膨胀加剧。但章乃器认为当时中国还不具备恶性膨胀的条件，而且对通货膨胀持乐观态度。他指出“恶性膨胀并不是一种政策，而是一条万不获己无可奈何的战时财政末路”482。由于战时军费开支浩繁，往往依靠钞票发行来弥补，导致通货数量大增，物价自然要上涨。而军费开支也随着物价上涨继续追加，又增加了通货的数量，从而进一步促使物价上涨。这样，“通货、物价和军费支付三者，好像是三匹脱羁的马，兜着圈子疯狂地前后追逐……最后它们是同时力竭声嘶地倒毙下去了”466。由此，他指出恶性膨胀的最显著的特征是“不由自主”。他认为中国在抗战前期还不具备恶性膨胀的条件。其一，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多兵的国家，中国的战时动员并不像别国那样，需要增加好几倍的常备兵额，而是随着二期抗战的到来，在费用上开支比一期抗战更省。其二，中国是农业国，战时生产力的减退要比工业国为轻，广大后方大面积的农作仍在进行。其三，中国国民储蓄主要不在银行，而是在广大民间。所以，“在军事膨胀、公债发行和生产力三个方面，我们没有具备恶性膨胀的危机”470。基于以上对中国战时金融的准确分析，章乃器提出了几点关于解决金融问题的主张。
    (一)合理平衡地运用膨胀
    既然中国还没有具备恶性通货膨胀的危机，那么通过努力，是可以控制和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在抗战初期，章乃器始终认为，当前的问题不是恶性膨胀的问题，而是如何运用膨胀问题。首先，政府要采取积极措施，运用课税、募债等手段，控制商业资本和消费资本的膨胀，争取做到“战时财政只须在收入方面向膨胀的方向敛钱，在支出的方面向膨胀的方向省钱，就可以把握膨胀”，这样“一面财源不至枯竭，一面是币制格外稳定”471。其次，合理平衡地运用膨胀，即为生产而膨胀，并将膨胀引向敌人后方。他认为，“所谓合理的膨胀就是为生产而膨胀，只要能为生产而膨胀，一个钱的膨胀往往可以增加几千个钱的生产力”，这样，生产力发展了，产品增多了，物价自然会下降，恶性膨胀的危机自然会消失，“所谓平衡的膨胀，就是把膨胀力量转移到广大敌人后方去，也就是把膨胀的区域扩大”，膨胀的区域扩大了，膨胀的程度自然就减轻了，也就可以消除恶性膨胀的危机了。如果“仅仅在后方膨胀，我们就自动地缩小了膨胀范围，造成通货淤积于一隅的现象”。再次，反对向商业和消费领域膨胀。因为“在商业资本上膨胀，膨胀一分就增加了一分物价的高涨；在消费上膨胀，膨胀一个钱就消耗一个钱的国力”。472总之，只有向生产领域和敌人后方膨胀，才能实现合理的平衡的膨胀，才能有效地消除恶性膨胀的危机。
    实际上，章乃器在战争初时提出的有节制的通货膨胀观念，不仅没有化成事实，而且这也与其基本的金融观念相冲突。战前，章乃器曾对各种币制主张持否定态度，因为，“中国目下种种式式的币制改革论，都逃不出是通货膨胀论”99。法币制度实行后，章乃器从战时经济的角度考虑，认可币制改革的必要性，有利于国家集中贵金属币材向国外购买军需品，但同时也清楚地指出，新币制“无疑的是有限制的通货膨胀，是正式通货膨胀的开始”，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恐怕是不可避免的”[9]43。这并非章乃器一人预见，战时包括刘大均、钱俊瑞等学者都意识到中国没有中央银行制度的保障，财政需要拉动法币发行扩大，必然会引发通货膨胀。章乃器所以有相对乐观的货币主张，一方面有其合理性，因为战争初期二、三年通货膨胀并没有明显出现；另一方面，也说明其金融主张包含了更多“技术”以外的因素，战争的胜负才是问题的关键。
    (二)科学地运用金融力量节制游资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由中国流向香港及国外的资金开始回流到内地，大约有50亿元，其中20亿元流入重庆，从事囤积居奇等商业投机活动，推动国统区物价高涨。1939年8月，重庆的批发指数以1937年的物价指数100.0为参照，上涨到241.2，到了1940年4月，在八个月的时间里，物价指数上涨到454.5。章乃器指出，前者属于正常的上涨，因为“战后工业都市，全数沦敌，交通要道被控制，运输极度困难，而战事消耗，更不能不有大量增加，物价高涨一倍余，并不算希奇”485。而且，游资集中于外汇黑市，操纵汇价。游资一旦进入后者，不可能“很平允的分配其购买力。恰恰相反，为着营利欲所驱使，游资会不约而同的向着战时需用量大而存量和产量均足以应需求的商品市场奔驰”499。应对之策是实行以货币为中心的经济统制，限制游资的购买力。
    吸收和节制游资，首先要对游资集中地上海的资金区别对待：“对于上海现款的携入内地和汇款至内地，目的在商品囤积的，固然加以拒绝，目的在生产和购运特产的，却应该加以欢迎”。再次，建立后方资本市场——股票市场。章乃器前瞻性地认为，一旦美日战争爆发，上海的游资将要逃避战祸，却又“难觅安全的途径”。到那时，“上海大量游资实已至彷徨无主之阶段”，因势利导，迅速建立后方资本市场，必能吸收大量游资，用于大后方的工业生产和购运特产，从而有利于平抑物价。另外，积极劝募公债，也可以吸收一部分游资。做到这一点，需要政府进行积极的政治动员，“只要有公平的方法，有完善的政治动员，赚了钱的人要他们出点钱买公债，并不是很难的”。492通过以上手段，必然能吸收巨额游资，而游资的大量吸收，又可解决工业发展资金问题。
                           


    同时，章乃器对其抗战前即已倡导的金融统制观念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其中核心的理念是以货币为控制中心，进行经货币登记促成国民财产总登记，以此控制物价上涨。若单纯地进行商品登记，则可能因为有人窖藏商品，无法登记。若全面进行货币登记，未登记商品卖出去得到的货币就为非法，这样使商品登记更彻底。从经济学理论上说，只要能规定游资活动的范围，限制游资的购买力，由节制游资到彻底管理通货，从而使货币购买力递减律就不可能产生作用了；从必要性和可能性上来说，“货币已是我国经济社会中最有组织、最国家化、法律化的一种财产”502，离开货币而奢言统制经济必然徒劳无功。国民财产总登记具体内容包括：土地、商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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