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木河下游干涸、大片胡杨枯死，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加剧，土地荒漠化程度日益严重。所以，对于西部可供利用的土地资源与极为脆弱的生态环境而言，与其说要实施开发，毋宁说要加以保护和修复显得更为贴切。

至于矿产资源的开发，尚须弄清以下两个主要问题：是否值得开采和开采多少。我们必须区分资源的潜在价值与实际利用价值。事实上，拥有矿产资源是一回事，虽在技术上可行而在经济意义上值不值得开采是另一回事。当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开采石油的成本较为高昂，当国际上的石油价格较为低廉，当我国拥有较多的外汇储备时，是否在经济学的意义上真有必要去消耗这种资源呢？前些年大规模油品走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种选择不经济的性质，尽管走私本身是一种不法行为，必须坚决打击，但走私所具有的零关税特征，可以更充分地体现出不同国度间油品的成本差别。针对开采多少这一问题，经济学理论上的解是简单明了的。最具效率的做法是，生产单位价值产出的成本在边际上与其他物品的生产相同。如果说土地和矿产等自然资源在诸如美国西部开发初期的19世纪显得尤为重要，那末，在21世纪行将来临之际，人力资本的增殖与技术的进步便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究竟将增量资金用于网络技术和纳米管的开发还是用于矿产资源的采掘，将对整个国家未来的经济地位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西部一些人，包括一些重要官员，迄今仍将狭义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视为摆脱落后的首要法宝，实在有反思的必要。

企图背离效率准则来实现社会公平目标是有害的，也是难以持久的。“福利国家”的弊端已在国际范围内予以证实，更何况我国的国力远未达到福利国家的水平，福利的受益者也不宜以区域而应当以收入的分层来加以区别。尽管在缩小地区差别这一社会公平目标的阐释中，突出强调了其对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正面作用，中央政府还是谨慎地对待西部大开发战略所能带来的效率上的负面影响，力图在取得效率改进的同时实现社会公平目标。这一点充分体现在西部大开发“主攻方向”的选择中。由于改革租金的存在，东部沿海地区能够聚集更多的资金投向基础设施，从而进一步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同理，从一个方面看，加快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公平的意义上是中央对于地方的一种补偿措施，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一举措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效率含义。比如，交通条件的改善，可赋予原来不具有实际开发价值的矿产资源以经济上的可行性，使原先成本条件较差的产品获得较强的竞争力。总之，基础设施所具有的规模效应，通常能使整个区域的生产经营效率得到相应的提高。因此，我们不赞同违背效率准则的资源开发，但不否定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资源利用条件的可能性。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不仅关系到西部地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中央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是明智的，这是建立在对历史经验深刻反思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由于生态环境具有较强的外部性，采取某种补贴性的激励措施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从方向性上讲，加强西部地区的科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也是无可挑剔的。这体现了对于广义资源重要性的深切感受。
然而，良好的愿望并不意味着能够取得良好的结果。其实，东西部之间的差异早就引起社会各界不同程度的关注。1985年在兰州召开的第一次西部发展论坛会议，就提出了西部概念和西部开发的问题。从“八五”时期开始，中央政府也将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摆到了重要的位置上，在基础设施的建设、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农业的综合开发、以及补贴与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已经做出了相当程度的支持。这些努力对于东西部差异的缩小，似乎并未产生明显的效果。我们并不否认西部大开发战略中主攻方向选择上的合理性，更不怀疑各级政府在资金、人力等经济资源上的动员能力。但是，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某些作法，仍然使我们有理由发问：在国内市场化改革的浪潮中，在当今日益显现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主要凭借政府行为能否实现持久的、超出东部的经济发展速度？这也许是西部开发中必须回答和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每年8000亿元的投资，若以支出法核算，便可在当年的GDP中显现出来。政府大规模的资金涌入，可能会伴随外资与东部企业的介入，理由是，出于对这笔资金的觊觎，也会诱致其他寻利者的跟进，何况西部各地都会在引进外部资金上想方设法做出各种诱人的安排。不过，应当清楚，各级政府的作为固然可以产生初始的效应，但要将所有获利者腰包里的钱继续留在西部，就不那样容易。作为消费者，他（她）会把相当一部分收入用于购买非本地生产的物品；作为投资者，又可能再度将资金流回东部，因为东部毕竟聚集了较多的高回报的新兴产业，具有更为合意的投资环境，除非政府每年以较高的递增速度不断投入巨额资金，才能保证西部地区的持久繁荣。一旦我国的宏观经济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推动下，出现新一轮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政府反过来要关紧资金注入的“水龙头”，西部地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这“一亩二分地”就会首当其冲，成为经济紧缩下的“旱灾区”。如此，西部地区凭借资金注入的追赶努力又将“付诸东流”。

借鉴国际经验是西部开发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很多人都在谈论美国的西部开发，这是有意义的。政府的直接参与和运作，构成我国不同于美国西部开发的特色之一。在美国，除《宅地法》、《育林法》、《荒地法》等旨在实现“公地出售”和鼓励私人植树、兴修沟渠的法律由国会颁布之外，土地耕作、矿产开发等均由私人或民间实施，甚至铁路的修建也靠公司来完成。我们却恰好相反。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遗产，庞大的政府在经济转型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事实证明，不见得由政府出面建造的桥梁就一定坚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凡由政府直接发起与操作的经济“运动”，几乎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计划经济时期自不待言，就以90年代初的“开发区热”为例，全国大小不等数以千万的开发区不仅侵占了大量良田，而且成为很多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投机的场所，最终不得不在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的结局下悄然收场。至今仍有很多在那里晒太阳，真正有成效的不多。不过，若将上述“苦痛”仅仅视为地方政府的无知，便大错特错了。如何打通关节在大型项目的争夺上先拔头筹，如何借用媒体“造势”将省级开发区升至国家级开发区，如何堂而皇之地将各自的机构变得大一些、经费搞得多一些等，可以说是各有各的高招。至于政府官员们如何借机捞点实惠想必更用不着他人操心。这绝非我们的官员素质不高，人品不好，比较而言，现有官员的总体水平超过中等偏上水平，关键在于制度安排中的激励约束出了问题。于是乎，某甲异想天开地要在西部开发的热潮中投资上百亿元搞个生物项目群、建个“中华生物谷”，这使人想起了那个动荡岁月中的假大空，散发着传统计划经济的腐味。某乙则“合伙经营”，超额完成了数十万亩的退耕还林任务；殊不知每退耕还林一亩地可得150公斤粮食，而每公斤粮食折算为1.4元钱，只要能从中央财政的口袋里掏出钱来，多搞些“空饷”也足以让地方新建的办事机构买车买房了。

上述例证并非是要刻意贬低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们的才智与德行，而是要表明，在特定体制下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受局部利益和个人私利的驱使，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社会目标的实现，这已被有关“计划失灵”的理论所阐明。总之，西部大开发的最终结局取决于，能否以提高效率的方式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取决于主要采取计划手段抑或运用市场机制，取决于西部地区能否持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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