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政府的计划性配置资源而获得的，一旦资源配置的总体方式发生了转变，原有的处境便难以为继了。从辨证的角度看，西部的落后是相对的，或许是因为东部发展的太快了，才使西部变得相对落后。东部高速发展的根本动因是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的实质便是经济的自由化。政府管制的松动最初发生在与消费者最为密切的基本物品的生产方面，于是，以轻纺工业为主的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的初始阶段便获得了某种优势。在消费者主权的行使过程中，消费者的货币选票不仅投向了质优价廉的商品和服务，而且选择了与之相应的更具效率的企业组织形式和产权安排。同时，外资的涉入有力地推动了资金的聚集、技术与管理的变革。体制外极具生命力与扩张倾向的资本流动，在不断离析出各色各样颇具创新和冒险意识的人群的同时，沿着最佳有效规模的轨迹由低到高地侵袭着传统计划经济的堡垒。而“内部”规则（人们在经济交往中的规则）的形成又迫使政府的法令、规章（外部规则）发生调整和演化（周业安，2000）。可以说，中央政府的特区建设和沿海地区加快开放的战略，正是对该地区原发性制度变迁的一种适时顺应。这样，以轻纺工业为主的物质基础、传统商品经济的观念、以及渐进性的改革策略和特定的区位优势，共同结成了东部沿海地区在市场化进程中的有利态势。

由于上述有利条件，东部沿海地区在不断扩大的竞争性领域中获得了相当稳定的“改革租金”。而西部地区至少在改革初期并未受到重创，因为该地区赖以支撑的重工业仍在体制内安然运行。然而，随着东部沿海地区源源不断地从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中敛得资金、并通过进口装备起更富技术含量的机器设备和使用到新的原料（甚至价格更为低廉的矿产资源），原先靠政府计划予以安排的西部的产出链便遭到割裂。由此，西部在传统计划经济下占据绝对重要地位的“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则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冷遇处境，尽管能源和部分资源的生产至今还在垄断或政府的定价及补贴之下得以运营。所以，由于特定的生产力布局和两种体制交替演进中的后发劣势，西部地区既在经济发展的竞争中感到困难重重，又在体制性的保护伞下暗自窃喜。客观上讲，重工业所具有的资本投入大、沉淀成本比例高的特性，确实给企业的调整与退出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当较大数额的资本投入发生沉淀时，企业规模调整和退出的条件均会相应改变。具体说来，只有当期望净现值低于资本的残留价值时，企业的退出才是有利的；为使损失达到最小化，企业不得不在长期亏损下滞留于行业之内。再考虑到大型企业集中了数以万计的员工、以及少数民族地区极为敏感的安全价值，国家就更有理由让西部地区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维持生存。据资料表明，截止1999年9月末，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全部销售收入超过500万元的工业企业中所占的份额，东部地区是28％，西部地区则达61％。而国企的亏损面，东部地区为45％，西部地区则高达58％。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除自然状况外，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生产力的特定布局均已构成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客观原因。但无可回避的是，自然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思想观念、等靠要的依赖情绪等主观因素也严重阻碍了西部地区的发展。有学者指出：在过去20余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西部地区也面临过多次有利的发展机会。例如，80年代初四川等地曾在农村改革中处于前列；在确立“以能源交通为战略重点”之后，超大型的三峡工程上马、黄河中上游的水利综合开发、西部石油与煤炭的加快开发、以及欧亚大陆桥的构筑等，使得大规模增量资金投向西部；我国与俄罗斯、西亚、东南亚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也为西部的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90年代中后期的“小康”战略与“扶贫攻坚战”，其重心也在中西部。但是，西部地区为何未能把握这些有利战机加速自身的经济发展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各级政府过于强调矿产等狭义资源的作用，过于迷信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威力，过于依赖中央政府的资金投入；其将诸多精力用于工程项目的争夺上，用于扶贫资金的争夺上，用于垄断部门所得的获取上；同时，普遍忽视了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挖掘真正的动力源泉，普遍缺乏从具体的事例和手段中把握与提升一般性法则的能力，从而未能有意识地加快推动本地的市场化进程。于是，大批政府官员、公用事业的员工悠然地享受着相对富足的小康生活，盘算着如何能在级别的升迁上捷足先登；大型企业的职工则在亏损补贴的庇佑下讴歌着公有制的优越性；大山里的贫困农民却大多在扶贫资金的期盼中年复一年地靠天吃饭，甚至不愿迁移到自然条件更为有利的地区，因为他们习惯了等待和接受；即便有了一些民营的业主，也更多将自身的发展建立在官商连接的关系网的编织之上；而相当一批不甘平庸的“孔雀”则飞向东南；倒是从江、浙一带过来的小商小贩，却从事着并不起眼的营生，以便岁末将至把一年的辛劳所得带回老家。由此可见，如果不能培育和启动内部的创新机制，再好的发展机遇也无法利用，外部的支援和帮助，反而会成为消解内部创新的催眠剂。

三、目标与结局

在东西部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的情况下，推进西部开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缩小差距，促进公平。虽然，从根本上来讲公平和效率是统一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却是有矛盾的。因此，西部开发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

起初，有人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效率含义产生过置疑。通过政府配置资源而人为地改变全国资金分配的现有格局，是否会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呢？应当说，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资料表明，我国的资金分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具体说来，存在着东高西低的分配格局。1997年，东、西部的贷款份额分别为57.1％和15.6％；在473家上市公司中，东部占63.5％，而整个中、西部只占36.5％；东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0000亿元，是整个中、西部地区的两倍。然而，这种倾斜的资金分配格局是以其相应的投资效率差异作基础的。据估算，东、西部地区投资的净回报率平均相差4－－5倍，假如在东部投资1元钱能够赚回1元的话，在西部地区则只能赚到2角多。这正是“惟利是图”的外资企业之所以在西部地区投入不足2％资金的主要缘由。显然，如果投资净回报率的这种差别未发生根本改变，力图通过大规模的逆向投资来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从而达到令人神往的社会公平目标，就将付出极为沉重的效率损失代价。

从狭义来讲，开发是指“以荒地、矿山、森林、水力等自然资源为对象进行劳动，以达到利用之目的”。开发本身并不必然、也不应当与效率目标相背离。事实上，美国历时百年的西部开发，正是旨在充分利用西部大片未经开垦的土地资源和落基山脉丰富的矿藏资源，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那末，我们能否据此也强调自然资源在中国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呢？显然不能。然而，不少人至今仍陶醉在以下数据之中：约占国土面积57％的西部地区只有占全国23％的人口居住，还有8亿亩土地尚待开发利用；西部拥有160种矿产资源，其中钛、铜、汞、铅、锌、钾等矿产储量居全国首位，并储存较为丰富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似乎只要将铁路、公路修通并将东部人口迁移到那里，便会带来无尽的财富。殊不知，在这片广袤的西部大地上，巍峨耸立着生存条件极为严酷的青藏高原，横卧着人迹罕至的塔克拉玛干、腾格里等大沙漠和风吹石走的茫茫戈壁。毫不夸张地讲，这仅占全国23％的人口已经充斥在近乎所有可供人类生存的地方。相反，倒是人口的过于拥挤（相对于给定的自然资源）与土地的过度开垦，已使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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