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分析，国家控制宏观调控的措施已经初步显现效果，投资增速和新开工项目增速都有所回落。不过，投资高增长的惯性仍很大，不能掉以轻心。

　　尤其可喜的是，被认为最过热的国内钢材价格也开始稳步回落。其中，螺纹钢价格已从每吨4200元人民币下跌到现在的3800元左右，这是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以来，涨了一年多的特定用钢材，首次呈现价格稳定下滑现象。

　　由于宏观调控的效果往往存在一定滞后期，因此可以预料，政府下一阶段将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放缓出拳的速度和力度。国务院副总理黄菊最近的讲话已明确指出，宏观调控已初见成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则表示，对宏观调控要谨慎，他除了表示加息还没有时间表之外，还指出央行已经采取了一些金融调控措施，一般金融政策都有一定的时间滞后，要观察一段时间才会有结论。所有这些，表明宏观调控可能暂时告一段落。如果能够软着陆，则坚决避免硬着陆的可能性。

　　复杂沼泽地中的前行

　　宏观调控作为当前各界最为关注的焦点，可以作多方面的分析。在此，我们特别想指出的是，本轮宏观调控所面对的局面和过去相比已有很大变化，其情况之复杂，就好比是一片错综复杂的沼泽地，而宏观调控将不得不在这片异常复杂的沼泽地中前行。

　　复杂性之一：

　　中国当前经济已进入开放环境，而国家尚缺乏应对开放经济下“过热”的经验开放经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百样好处，但有一样坏处，那就是，你必遭遇“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之尴尬选择境地，即在汇率固定、资本开放与货币政策独立这三样割舍不下的“宝器”三舍其一。

　　由于中国政府近几年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或加速放松资本管制）的组合，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已受影响。因此，当中国外向型经济（或简单归结为所谓“美元经济”）达到今日之庞大规模时，毋需大规模的投机，只要市场主体对于币值稳定的预期出现风吹草动的变化，并在结售汇上做适当变化，即足以引发中国国家外汇储备的巨大变化，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货币当局将被迫释放出大量本币来对冲外汇，使币值暂保稳定，却必使流通中的本币放量增长，继而通货膨胀死灰复燃。

　　2003年，一年之中国家外汇储备暴涨1500亿美元，由此被迫释放超过万亿的人民币，经济过热与此关系十分密切。有人说，当前过热在投资，投资“过热”是地方政府具有太强的投资冲动，这话固然有其道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只要中国到处流淌着的低成本的货币，投资的冲动就必然无法压抑，在投资过热硬币的另一面，写的是“市面资金太多且太便宜”。

　　面对随处可得而且便宜的资金，政府本来可以通过升息的办法让资金变得昂贵和稀缺。但是，在开放环境下，你的利息相对于国际利息调得越高，流入的外汇就越多，从而逼着你放更多的本币，当市面上的资金越来越多，市场利率转一圈回到原先的水平，令宏观调控失败。

　　如果汇率和利率都不变，宏观调控的招数不出，那就只能通过“行政调控”来操刀了，这正是当前宏观调控由参数调节迅速转向行政调控，由总量调控转向“点调控”的关键所在。

　　宏观调控走向“行政调控”，好似剑走偏锋，真的能解决问题吗？其效果显然值得观察和思考。

　　复杂性之二：

　　投资主体的变化，使宏观调控尤其是“行政调控”带来意外的伤害和额外的成本当前经济过热最主要的证据被认为是投资增长太快。回顾前三次经济“过热”（1984～1985、1987～1988、1992～1993）中，投资增长同样扮演过重要角色。

　　不同之处在于，本轮投资增长加速中，非政府主导的民间投资开始成为主体。

　　钢铁和汽车这两个被指责为投资最为“过热”的领域，其投资主体主要是民营企业。

　　比如，年产500万吨钢的企业在国外据说只有40个，而在中国唐山市周围聚积的新老钢铁企业已达56个，大部分都是近年出现的民营钢铁企业，而且目标都是500万吨。

　　再就是汽车，由民营企业投资的也越来越多，仅浙江一个省据说就有40多个民营企业在进行汽车方面的投资。民营企业投资似乎真的成了当前过热的根源了。

　　对于民营企业的投资，如通过汇率、利率调节的办法令其自生自灭，应该说属于公平的市场调控方式，也不会有额外的伤害和代价。

　　但是，如果采取行政调控的办法，则有可能首先就变成一个“毁约行为”（比如说原行政府答应给的地不再给了，国有商业银行答应给的贷款不再贷了），而令“宏观调控”变味，或者只是以宏观调控的名义，骨子里却是取得“杀鸡给猴看”的效果。

　　对于“杀鸡给猴看”，或许我们以为，只要对宏观结果有利，管它做什么都是可以的。其实，对于以产权变革为发展动力，以诚信建设为市场根本的中国来说，已经越来越付不起“毁约”的代价。

　　英国人对于产权保护有一句话，好比说“我有一栋房子，风可以进来，雨可以进来，国王不可以进来。”宪法修改墨迹未干，在宏观调控中，调控者亦必须清楚，私人的工厂，风可以进来，雨可以进来，整顿小组是不可以轻易进来的。

　　除非如此，否则宏观调控将对最弱势的民营企业造成额外的伤害，并带来额外的不可承受的民间对于政府的巨大的信任成本。

　　复杂性之三：

　　当前的经济过热主要在于结构性过热，而非全面过热，因此宏观政策更加难以应对对于当前经济过热，政府确认是投资过热，并且集中于钢铁、水泥、房地产、电解铝等部门，正是所谓的“结构性过热，而非总体过热。

　　但是，总体过热用总量调控的办法治理是比较有效的，而结构性过热却很难用总量性的宏观政策来进行处理。如果改宏观政策成产业政策，一定要求银行对某些领域减少资金投入或者采取歧视性的贷款利率政策，所存在的一大危险就是，政府对于特定领域的投资是否过剩不见得具有充分信息，如此一来，政府判断的失误就有可能出现，这就容易带来比总量调控更大的政府失败的风险。

　　民营钢铁项目的扩张，有人认为是过热。但从单个项目投资来看却未必是这样。比如按麦肯锡等国际机构估计，长时期内中国钢材供需仍然偏紧，而投资一个100万吨的钢厂，由于地价和劳力低廉，只需10亿元左右就可完成，每吨钢的生产成本则不足1000元，以钢材价格每吨3000～4000元计，差不多是一年投资、两年达产（有的甚至当年达产）、三年就可以回收。这样好的投资项目怎么能说是盲目投资，又怎么能说是低水平重复建设呢？

　　政府在过去的宏观调控中，曾判断能源总体已经过剩，因此限制上大的电力项目，结果却导致了电力从2002年以来时至今日的大短缺，往训不远，犹值镜鉴。

　　复杂性之四：

　　我们不知道宏观调控的局面演变如何，其动态效应究竟会有哪些在暂时不考虑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作用的前提下，出现加速的通货膨胀至少有三种可能性。一是本期总需求的增长速度不变，总供给的增长速度等于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率将不变，经济增长速度将维持在与上期相同的较高水平上。

　　二是本期总需求的增长速度不变，总供给的增长速度低于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率将上升，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由总供给的增长速度决定）。

　　三是本期总需求的增长速度下降，总供给的增长速度高于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率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由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决定）。

　　显然，对应于上述三种情况，可分别得到：稳定增长、通货膨胀率上升但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其极端情况是滞胀）、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下降（其极端情况是通缩）等三种宏观经济状态。也就是说，当上期出现过度需求缺口、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时候，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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