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导致学校现有资源和经费的浪费虚掷。再次，高校中也同样充满了腐败，学校官员购买豪华的进口车、以出国考查为名的公费旅游、公费吃喝等开支，都耗费了大笔的办学经费。学生及其家长被迫支出的沉重的学费负担，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来满足这样的“经费需要”的。

    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首届“世界教育大会”。会议一致通过的文件严肃地指出：“不能直接或间接的减少高等教育的公共经费，也不能将大部分沉重负担转嫁给家庭。这只会加重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27]”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赞成并通过了这个文件，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有贯彻落实该文件内容的责任和义务。虽然在中国“科教兴国”的口号一直喊得很响，但从首届“世界教育大会”通过上述文件以来，6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中国正在发生该文件这段话里所讲的两个“不能”，一方面用于高等教育的公共经费正在减少，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费用的沉重负担正被转嫁给学生家庭。不说与西方国家相比，哪怕只与印度等实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家相比，究竟哪一个国家的政府是对教育真正负责的，而哪个国家的政府只是口头上说得好听，却不付诸实际行动，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中华民族从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到了21世纪初，高等教育事业却在“改革”的名义下变成了从民众口袋里掏钱的“商业”。每年召开“全国人代会”和“全国政协会议”时，都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慷慨陈词，呼吁当局增加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兑现以往提出的要“重视教育”的承诺。他们的发言存档、见报了，但是似乎一切还是照旧，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步伐”依然“坚定”，政府对大学生不堪负担的窘境、乃至大学生及家长的自杀，继续无动于衷下去。

    “高校高收费”政策最大的伤害面是在农村。在实行这一政策以前，农民子弟虽然不能自由地在城镇落户定居、享受城市居民与生具来的受教育权利，但他们还可以通过勤奋苦读、考取大学而摆脱贫困的生活环境，给自己和他们的家庭亲友带来希望。到城里上大学，从来是努力求学的农村子弟生活中的一个美好愿望，也是他们奋斗向上的一个主要通道。改革以来，中国的城市越来越现代化，但上千万的农家子弟怎么也没料想到，这场改革竟然被引导到一个伤害农家子弟、断绝他们前途的方向上去。“教育产业化”政策的实施，实际上是从制度上阻断了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求学向上的管道；不管这些农家子弟如何用功勤奋，在这个“改革”了的商业化高等教育体制里，他们很可能从此求学无门了。如此不公道的制度，几千年来还是第一次在中国出现。这样的制度与“西化”毫无关系，因为在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门从来都对低收入家庭的学子敞开着；这种制度甚至也与马克思主义的理念背道而驰，因为它完全排斥正义和社会公正。推行这样的政策是否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不难得出答案。
【注释】

　　[1] 潘文，“大学上得起吗？”，《改革时报》，1994年9月3日。
　　[2] 刘勇，“穷人家的孩子还能读得起大学吗？”见1995年2月26日的《亚太经济时报》。
　　[3] 胡显中，“高校收费是一个误区”，《探索与争鸣》（上海），1996年第10期。
　　[4] 李立彬，“警惕教育市场化的误导”，《教育与经济》，1999年第3期；韩雪，“教育产业化，一个似是而非的口号”，《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8期。
　　[5] 直言，“教育界高收费阴影笼罩”，《工人日报》，2000年1月8日。
　　[6] 黎珍，“高教收费与扩大内需”，《中国国情与国力》，2000年第3期。
　　[7] 古平，“高教高收费合理吗？”，《中国国情与国力》，2000年第5期。
　　[8] 何建明，“穷人的孩子上大学难”，《北京日报》，2000年5月6日。
　　[9] 余小鲁，“穷孩子迈不进大学校门”，《中国青年》，2000年第20期。
　　[10] 民声，“买不起的高等教育”，《中国青年》，2000年第18期。
　　[11] 胡显中，“提高大学收费标准能拉动内需吗？”，《经济纵横》，2000年第3期。
　　[12] “不应该发生的事”，《南方周末》，2002年9月5日
　　[13] 胡志远（高中学生），“悲剧何日不再上演”，《南方日报》，2003年7月24日。
　　[14] 出处同注[11]。
　　[15] 土人，“高收费改变大学生阶层结构”，《中国文化报》，2003年9月4日。
　　[16] 吴宏超，“教育机会的分配与教育公平”，《教育与经济》，2003年第3期。
　　[17] {转引自李永生的“个人应该分担多少高等教育成本？”，载《中国高等教育》2000年第8期。
　　[18] 见《人民日报》记者对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丁小浩教授的采访，载《人民日报》2003年9月13日。
　　[19] “热点追踪：不让一个贫困生失学”，《人民日报》，2000年9月12日。
　　[20] 新华社2002年12月26日电。
　　[21] 引自郑庆东的《新闻广角镜》，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年出版，第29页。
　　[22] 孔宪铎，“春雷与甘露”，转载于《参考消息》1999年1月23日。
　　[23] 出处同注[16]。
　　[24] 宋秋蓉，“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教育与经济》，2003年第3期。
　　[25] 见对瑞士的华裔科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相兰欣的采访“高收费不等于高质量”，转引自《参考消息》2002年3月21日。
　　[26] 袁享林，“中国高校官满为患”，《中国青年》，1998年第12期。
　　[27] 见《光明日报》1999年9月22日第1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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