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下降的情况下，中国推行“教育产业化”政策的结果是大学生平均每年的学费负担从2千元猛涨到6千、7千甚至上万元。中国城市居民2002年的户均收入只有2万多元，这样的高校收费标准将学杂费负担提升到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将近一半；换言之，在一个收入处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城市家庭，有一个大学生上学，全家必定入不敷出，只能动用往年储蓄来支撑。这样的公立大学收费标准在世界上恐怕也是数一数二的。若考虑到中国人口的70％仍然是农民，而2002年全国农民家庭的户均收入不过万元左右，这样的收费标准已经变成对农村家庭的严重剥夺。

    北京市是中国城市家庭户均收入最高的城市之一，据2003年的一项调查，北京市的居民家庭中有33％认为负担一名大学生非常困难，37％的家庭认为只能勉强支撑一个子女上大学，只有30％的家庭表示承受目前的高等教育负担没有困难[18]。全国除了深圳、上海、广州等少数几个城市外，绝大多数城镇居民家庭的平均收入都达不到北京市的平均收入水平。连北京市的多数居民家庭都无力承担目前的高等教育收费负担，其他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情况当然就更艰难了。正因为如此，实行“高校高收费”政策之后，许多优秀青年、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优秀青年就不得不辍学在家。2000年仅安徽一省的农村就有1万8千个家庭无力支持子女上大学，考取了却上不起大学的“特困生”约有3千人[19]。

三、从国际对比看中国当局对教育的投入水平  

    教育事业是公共产品，而提供公共产品是每个国家的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这项任务完成得如何，是衡量考核一个政府是否称职的主要标准之一。测度一个国家教育现代化水平的指标有多项，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显示，1998年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平均为4.8％，低收入国家这一比重为4％，中等收入国家为4.9％，高收入国家为5.7％（美国为7％）；而中国的这一比重比世界上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自改革开放以来，除了1991年这一比重勉强达到3％之外，其他年份都低于3％，在世界上人口超过百万的120个国家里属于倒数第16名。在中国的周边国家，日本的这一比重是4.7％，新加坡是3.5％，韩国是4.5％，俄罗斯是4.4％，马来西亚是5.3％，泰国是3.8％，蒙古是5.2％，印度是3.8％，越南是3.5％，中国的教育投入比所有的周边国家都低。

    199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当局信誓旦旦地承诺：到2000年要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目标。可是，这个文件公布以后，政府并未认真对待，只是把它当做一纸空文。可笑的是，2001年底，教育部长陈至立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兴高采烈地宣布教育“改革与发展”的7大成绩时，头一条就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到3.19％[20]。她显然忘了，这个比重比“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必须于2000年达到的目标低得多，因此不但不能算是政府的“成绩”，相反却应该算是政府的过错或失职。

    尽管中国一直属于政府的教育投入排列于世界上倒数几名的国家，但中国的各级政府官员却从来没有一点自责的表示。为了给教育投入不足寻找藉口，官员们往往用“国情”来解释，意即中国的人口多，国力差，对教育的投资长期严重不足情有可原。其实，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国印度，其教育投入从来就比中国高。中国常有一些人自以为中国的发展成就远远超过印度，那么，为什么在教育现代化方面，印度做得到的，中国却总是做不到呢？究竟是中国的国力支撑不了教育事业，还是中国的“国情”迫使教育事业为腐败让步呢？确实，如果只看各大城市马路上川流不息的汽车（不少是进口的豪华车），再看豪华宾馆和酒楼里觥筹交错、灯红酒绿的“繁荣”景象，谁会相信中国是一个缺乏资金维持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家呢？

    著名科学家卢嘉锡曾经质问道：“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街上跑的是进口豪华车，为什么不能把这些钱用到科研、教育上去呢？[21]”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孔宪铎先生也说过：“假入能够省下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请客花掉的上千亿元钱，教育经费就可以加倍了。[22]”这些学者大概是忽略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中国在“公仆”们的奢靡消费方面堪称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教育事业就因“国情”的限制而始终缺少必要的资金。

四、“教育产业化”：政府向民众转嫁财政负担？  

    中国教育事业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政府对教育的投入长期不足，更糟糕的是，通过以“改革”为名推行的“教育产业化”政策，政府正在把原来由政府承担的教育投入逐渐转嫁给民众。据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2001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执行公告”的数据显示，国家财政为每名大学生所负担的经费，2000年是7,309.58元，而2001年这一数字却下降到6,816.23元，国家财政减少的这笔支出实际上是转嫁给了大学生的家长。

    那么现在中国的大学经费当中，究竟政府和学生家庭各承担多少呢？目前大学生平均每年要交6千元左右的学费，上述“执行公告”的数据表明，政府负担的数额比学生交纳的数额略高一点，也就是说，学生家庭负担的大学经费大约占40％左右，而政府负担的只占60％。

    据“世界银行”对全世界33个主要国家的统计，家庭所交纳的学费占公立高等学校经费的比例平均是13％到15％，有20个国家为10％左右，有10个国家在20％左右，韩国的这一比例最高，达40％[23]。在加拿大，大学办学经费的70％来自联邦和省政府，只有20％来自学生家庭交纳的学费；在印度，教育经费的78％到92％依靠政府的投入，其余部分主要来自社会捐赠，而学生及家长负担的数额只占很小的比例[24]。

    显然，与世界各主要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在高等教育费用的投入方面是最低的，而学生及其家长的负担比例却是最高的。这“一高一低”表明，中国政府把投资教育的责任转嫁到民众头上。中国教育部门的官员为了替“高校高收费”政策辩护，提出了一个说法：要让学生和家长承担教育成本的20％到25％。先不考虑这个比例的合理性，以上分析说明，事实上现在学生和家长承担的教育成本几乎是这个比例的1.6倍到2倍。如果政府真正落实1993年提出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承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目标，也就是说，从目前的3％左右提升一个百分点，按照中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水平计算，提升这1个百分点意味着增加1千多亿教育经费，若其中的三分之一用于高等教育，那也有300多亿。以目前每年大专院校在校学生1千来万、每人每年6千元学费计算，每年总共收取学费约600亿左右；假入政府能归还这笔在教育事业上的“欠债”，那么大学学费就可以减半，中国也可以减免贫困家庭学生的全部学费，消除大学生的辍学现象了。

    当然，在目前高等教育体制未作任何改革的情况下，高等院校的经费开支也存在着严重的浪费。首先是中国的大学机构臃肿、冗员泛滥、官多兵少。西方国家的大学通常人员精练，效率很高。比如，在瑞士的“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研究生院”总共只有15名行政人员，包括院长、副院长在内[25]。而中国高等院校的情况正好相反，有人戏言，“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中国青年》杂志就以“中国高校官满为患”为题发表文章揭露过这一现象[26]。其次，中国的大学里师生比过低，在“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大学的师生比平均是1比16.7，可是在中国，把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进修生乃至函授生都算上，大学的师生比也不过是1比10。如此低下的办学效率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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