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基础设施的交互影响。因此,在现实生活当中存在多种多样的非对称稳定均衡,大工业地带与小工业区并存的“经济风景画”便是一个明显例证。Matsushima与Matsumura(2003)在一个呈环形状的城市区域里,建立了混合市场的寡头厂商产品数量调整竞争与区位选择模型。该模型表明,空间竞争均衡的最终结果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私有性质厂商位于城市的一极,而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公有性质的厂商位于城市相反的一极,并且,该模型还表明,如果私有性质的厂商的产出数量不受计划当局的控制,那么这种区位选择的结果便是一种次优均衡,与Krugman针对纯市场(pure market)的讨论情况恰好相反。Storper and Walker (1989)、Saviotti(1996)、Storper(1997)等学者认为,虽然新产业对重大新技术的要求和它们的地方选择环境常常存在着很大差距,但是,新产业依靠它们的能力创造它们发展所需要的条件:专门化知识与技术、投入要素与资本,等等。结果,随着它们发展的需要,新产业逐渐改变着地方环境。由此,Boschma(1994)认为,建立在新知识和新过程生产基础上的新企业相对来说具有区位选择的自由,但是,一旦其位于某区域,新企业及其相关的经济活动便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从而影响着该地区集群的形成[24/。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Boschma与Lambooy (1999)认为,偶然性事件与规模收益递增,与环境选择相比较,更有利于解释新企业的区位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新技术产业空间的形成,在此基础上,Boschma与Lambooy提出了地方机会窗口模型(Window of Locational Opportunity Model),并与产业循环累积模型、产业扩散模型两种产业空间模型进行了比较研究。
由此,从拉马克主义的(lamarekism)意义上说,厂商和其他组织作为积极活动的主体,不但使它们的经济行为适应外部环境,而且它们也同时改造外部环境以适应它们的需要。不可否认,地区区位的一般因子对新产业的布局有着重大影响,但是,正是由于新产业的创造性过程将地方一般化要素转化为特定化要素,使该地区产生了比其它地区更大的产业吸引力,从而导致产业集聚自我循环累积下去。因此,新产业空间的形成不是一个主体决定过程,而是一个常常带有经济活动主体无意识影响、外部经济城镇化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过程,在竞争中获胜保持领先地位的地区并不一定是起初经济最有效率的地区。因此,在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历史性因素或偶然性事件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多重均衡可能发生的情况下,最终会出现哪一种均衡,取决于初始的历史条件。
3.2 产业集群的经济增长理论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虽然引入了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是外生的,技术进步似乎是上帝的施舍。为了克服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缺陷,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到模型当中去。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必然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产业集聚产生的外部性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这样,规模经济不再是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而是作为内生经济变量被纳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去。
无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还欧洲工业革命的历史,它们都表明产业集群与经济增长总是呈现出一种互动关系,为了进一步探索产业集群发生的原因、新集群是如何形成的,以及集群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机理等问题,最近不少学者纷纷把新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联系起来,研究地方经济活动的集聚机制。Bertola(1993)应用内生增长模型来介绍资本及劳动力的转移如何通过各地的报酬递增使一些地方的经济活动在损害其他地方的基础上逐渐集聚与增长,他的模型认为可以通过增加要素的流动促进欧洲的经济联合,并将导致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地理集聚。Englmann与Walz(1995)、Walz(1996)应用有关内生技术进步的模型来解释地方上的研究与开发如何产生一个空间集聚过程。他们的研究表明,由于地区间要素的流动性与厂商对不完全可贸易中间产品的多样化偏好,那么仅仅因为拥有中间产品数量多寡初始条件的差异,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垂直的产业联系便会导致生产和创新活动的区域性集中”川n1。Martin与Ottaviano(2001)认为,上述经济思想表明,一旦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开始发生,那么地方技术外溢便是必要条件。其实,即使在没有技术外溢效应的条件下,仅仅依靠创新活动和中间产品投入部门的市场相互作用经济自发力量仍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的自我强化不断持续下去。并且,针对初始禀赋相同的两地区来说,一旦产业集聚开始发生,那么空间稳定均衡的结果便是创新活动的完全地理集中,生产活动也基本上完全位于核心地区。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产业集中来自于消费需求与生产需求的诱发,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所带来的区域创新活动成本的不断降低,以及所表现出来的生产率的持续提高。集聚经济必然是以一定的规模为前提,通过微观主体的内在规模经济来实现,集聚经济作为外部的规模经济总是与区域的经济活动相联系,通过区域外部因素在客观上相互为区域内的其他主体提供利益而使其他主体的经济效果增加或费用减少,这种向心力不断吸引新企业选址于该区域,从而导致产业的空间集聚规模进一步增大。因此,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之间存在着一种自我强化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带来了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促进了经济增长。
产业的空间集聚机制必然引发人们对区域增长的收敛性与扩散性的讨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率取决于包含技术进步的劳动供给增长率,因此在完全竞争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各地区的经济增长趋于收敛。但Barro与Sala-I-Martin(1992)提出的“条件收敛”(co nditional convergence)观点认为,尽管区域的相对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与其初始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但由于发展中国家没有长期增长的潜能,导致区域之间的差距趋向发散。因此,区域经济系统可能存在多重平衡状态,不同的单元收敛到不同的平衡点IN,。Keller(2000)研究表明,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当中,由于生产技术内生地有利于技术领先者,因此创新与技术上的差异成为导致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主要原因,技术扩散并不等于技术趋同,技术的梯度转移则表明区域间存在技术水平差距,从而导致人力及其他资本流向技术发达地区,从而使区域差异扩大。规模经济和路径依赖虽然在通常情况下加强产业空间极化,但是,只要落后地区具备良好的知识基础,规模经济和路径依赖同样有利于产业空间扩散。Davelaar(1989)提出的“创造性扩散过程” (process of creative diffusion)认为,外围地区由于具有更高效率的资本设备 和学习型经济带来的适应性技术,从而外围地区成为成功的模仿者,而核心地区由于大规模固定资本设备的沉淀和生产技术的老化,并且制度僵化,创新能力不足,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呈现出惰性反应,从而产生了产业矩阵锁定的高风险。因此,只要落后地区善于创造条件,抓住新技术的机会,赶超先进地区并不是没有可能。
由于产业集群能够发挥分工的优势和规模经济效应,具有特殊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扩散能力,能够吸引区域外资源流入,因此,产业集群对地区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虽然由于产业集群的吸管效应给落后国家或地区带来了不利影响,但是领先者的地位并非永久不变,落后国家或地区通过有利的技术开发政策,采取支持教育、刺激对物质资本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等政策措施,加速培养地域产业簇群,把握住后发优势,完全有可能赶上先进国家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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