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2页）工业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殖民式剥削和掠夺，主要是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的。一是对外贸易。马克思认为，在国际贸易关系中，计量各国国民劳动强度的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4页）在经济文化落后国与工业较发达国家的贸易中，工业较发达国家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利润率就会提高。“这好比一个工厂主采用了一种尚未普遍采用的新发明，他卖得比他的竞争者便宜，但仍然高于他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出售，就是说，他把他所使用的劳动的特别高的生产力作为剩余劳动来实现。因此，他实现了一个超额利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65页）在马克思看来， 由国际贸易中不平等交换所产生的这种“超额利润”，是由工业较发达国家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二是资本输出。马克思认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存在前资本主义性质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利息率不仅决定着商业资本的利润率，而且这一利息率大大高于工业较发达国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利息率”。因此，工业较发达国家输往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资本，能作为前资本主义性质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取得高额利润或利息。再加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地价、工资水平和农产品价格都比较低的经济事实，也有助于工业较发达国家通过资本输出攫取高额利润或利息。
工业较发达国家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殖民剥削和掠夺方式，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灾难，这种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但却“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2页）。尽管马克思认识到这种灾难的本质变化与程度的深重，认识到“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注：《马克思恩格选集》第1卷第766页），认识到印度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会给人民带来直接的利益，但是，马克思却看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看到了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资产阶级所负有的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3页）
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问题的研究，是以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为前提的。在此基础上，他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被强行拖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既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带来了生产力和世界交往发展的理论分析，成为他晚年探索经济落后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社会经济发展道路：马克思晚年探索的新发展与徘徊和困惑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即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加速向西欧以外，特别是广大亚洲、非洲国家伸展，资本主义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所谓“世界主义”的现象，在这种所谓的“世界主义”的冲击下，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必然面临一个如何选择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问题。
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资本主义既具有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 的巨大功绩，也明显地暴露出一些难以避免的弊端，给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怎样才能在既保留住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成果的同时，又能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就成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时必须思考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这一探讨是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化和具体化，是“世界历史”理论的新的表现形态。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另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矛盾则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入侵而不断激化，无产阶级革命日益高涨。这一重大变化表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开始移向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马克思当时特别注意到了俄国所酝酿的革命风暴，在对俄国农村公社所有制的研究中，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特殊道路。
在1877年到1882年期间，马克思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探讨，集中于他的三篇文章中。 这就是1877年11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3月8日《致维·伊·查苏里奇的信》和1882年1月21 日《〈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在这三篇文章中，马克思的探讨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西欧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历的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马克思指出，他在19世纪60年代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了。一旦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来，这种分离就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出来；但是，这种分离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而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因此，英国必然在我们的概述中占着主要的地位。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虽然因环境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地域色彩，或者局限在较窄的范围内，或者特征不是那么明显，或者过程的顺序不同。”（注：《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69、770页）这一对资本主义运动的历史必然性的描述不是泛指全世界，而是特指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其原因在于：“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把孤立的、自主的劳动者同劳动的外部条件结合在一起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劳动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注：《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第341页）在马克思看来， 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差别：在西欧，是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渗入之前私有制的发展极为有限，土地公有制占据统治地位，因而“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7页）因此， 谁“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使用一般历史哲学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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