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和重心，消费者被视为一个追求欲望满足的“经济人”，价值就是对能否满足欲望的主观评价，这一建立在人性自私和原子主义基础上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与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曾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专门分析了英、法两国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共变过程，指出“我们在穆勒的学说里可以看到，功利论与政治经济学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483页.）
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伦理思想与自由放任的经济学互为因果，同时，自由放任经济学本身已内在地包含了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它以对个人功利的理解作为其理论的基础和前提。一方面，自由放任经济学的理论合理性来自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辩护，既然人的目的是追求最多数人的幸福，因此，凡是能增加个人福利和财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在伦理学上就是正当和善的；另一方面，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要得以实现，需要与之相应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克服人性中固有的懒惰、浪费等因素。这样，边际革命及其理论自然成为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经济学注释。
在批判吸收古典经济学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自己的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的鲜明特点就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及人的解放的揭示和阐述。
首先，马克思认为：“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88页.）他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劳动产品和生产活动的异化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相互作用，分析了由异化而产生的“拜物教”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普遍的表现形式。马克思认为，商品这一形式把人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物的形式，把生产者与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的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1页.）“拜物教”的结果是，人被物化了，不但人成了物、商品、货币、资本、机器的奴隶，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揭示了被物的自然属性和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真实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所关注的不是抽象的物和商品，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及其现实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历史命运。
因此，马克思首先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和历史演变作为其经济学的使命。他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页.）在马克思那里，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不只是纯经济学的，更重要的是社会哲学的。通过其对资本主义产生、发展进程的分析，马克思认为，人是他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社会生产者，社会生产意味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其性质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程度，这些社会关系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要理解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就必须研究产生它们的经济结构，经济学就是研究构成经济制度的社会生产关系的。
与古典学派一样，马克思也非常关注经济学的哲学前提和价值论主张，而且将其作为其经济学说的中心和归宿。
首先，马克思科学地论述了人的本质，批判了古典经济学自私为己是人的本质的看法。为此，马克思从多种角度提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非人”的性质；人的本质是劳动；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本质在于其主体性；人的本质是人的需要，等等，这些论述不仅具有人本学的意义，而且具有价值学的意义。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主体要实现人身独立，但没有客观条件，只能出卖劳动力，产品和剩余价值都为资本占有，劳动主客体因果关系被颠倒和异化。因此，必须恢复人作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这一过程中的主客体的统一。其次，马克思的经济学紧紧围绕以“人”为中心展开，劳动价值论的出发点是区分劳动的两重性，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使用价值和价值，这实质上把握人的劳动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以此为基础，揭示出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地租等范畴背后所隐含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本质。再次，马克思时刻将实现自由个性与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学的最高目标和归宿。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学所要探讨的不光是经济过程，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经济过程的探讨研究为了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而应采取何种经济制度及运行机制。因此，马克思的经济学是“一种将经济分析、政治哲学和政策综合为一的体系。”（注：［英］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第281页.）
马克思之后，凯恩斯经济学所带来的冲击几乎无人能与之匹敌。凯恩斯不是一位哲学家，更不是一位伦理学家，然其经济学却时刻表现出强烈的哲学倾向。首先，凯恩斯注重社会总量的分析的控制，有别于原子主义的社会观；其次，认为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反对并打破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观和自然主义，强调心理规律，认为“我们据以推测未来收益的一点知识，其基础异常的脆弱。”（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7页.）因此，以往经济学关于 理性的经济人的假设，以及经济行为是理性选择的假说，都是成问题的。第三，凯恩斯承袭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中的人性自私论，认为“人类有许多有价值的活动，必须有发财这个动机，私有财产这个环境，才能充分收效。”（注：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第319页.）同时，鼓励消费主义，反对传统的节俭伦理，试图为资本主义走出危机寻找良方。
通过以上对经济学史上几个学派及人物的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大凡能称学派并对当时及以后的经济思想发生影响的经济学，都与同时代的哲学理念相结合，如果说哲学是从精神、思维等抽象领域回答人对自然、社会和人自己的看法，那么，经济学则使这种思考推向经济领域，对经济领域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问题作出理论答复。同时，一定时代的经济学又总是以对价值论的关注作为其理论的前提，价值论是经济学与哲学联结的纽带，哲学通过价值论为经济学奠定前提和基础，经济学则以对价值论的回答表明自己的社会理想和社会哲学观点，哲学和经济学的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价值论是双方的汇合点。
二、当代中国经济学之不足及其与哲学再度联手之必要
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其人们思想的深入，使传统的经济学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有同志认为传统中国经济学已经终结（注：杨欢进：《经济学向何处去》，中国物价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为此，80年代出现了“体系热”和“对策热”，90年代出现了“新学科热”，然而，“体系热”带来的是体系的不稳定、多变和短暂，“对策热”则因新问题的大量涌现弄得无策可对，“新学科热”的背后却只能是介绍西方经济学为主，而对国内经济问题缺乏根本性的说明和解决，新学科越多，越是使人们无法掌握经济学的要领。
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对当代中国经济学寄予了厚望，没有经济学的有力洞察和深刻把握，没有经济学的规范和设计，光有热情和抽象空洞的解释，市场经济只是空中楼阁。因此，现实需要经济学理论的有力辩护和支持。然而，近年来的发展可以看到，我们缺乏这样一种经济学，缺乏能与世界对话，能对现实加以范导的经济学，经济越是发展，经济学却越是令人失望。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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